五月，是生产的季节，劳动的化身。正是它，成就了一个春天，接受了一个夏天，孕育了一个秋天，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我的母亲，就是在那年五月的一天，悄悄离开我们的。

那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日子。那天午后，正在地里劳作的母亲，突然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便向生产队长请了一个假，踉跄返回家中歇息。不想在堂屋前的椅子上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那时母亲才38岁呀！她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火红的五月。

从出生到离世，母亲一直在劳动的路上奔波。

母亲长着一双劳动的大手，所有的活路，都在她那双手上不间断地游走。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没有看到母亲那双手停歇过。靠着这双手，四个儿女才能一天天地长大成人，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母亲在18岁那年，嫁给了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嫁给父亲后，母亲辞去了在一所小学校当代课教师的工作，回到老家过着种地养猪的日子。她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个人照顾着家里人的吃喝，整天忙得像一只陀螺。

结婚一年多，母亲生下了我，后来又相继生下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一家五口人的肚子，全靠母亲柔弱的肩膀支撑，全凭母亲的那双大手操劳。

记得母亲怀着弟弟的时候，挺着大肚子，白天跟着大伙在地里忙活路，晚上回到家里喂猪又喂鸡，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吃睡。看着母亲忙碌的样子，我十分心疼，但却无法去分担她的辛苦。

那时队里实行大集体，大家集中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收工，靠记工分来分配年终收入。母亲舍不得落下每一个工时，每天挺着大肚子和乡亲们早早下地干活。犁地挖坎，开沟锄草，收瓜摘豆，样样不落，勤出得满当当的。

生产队里有一大片玉米地，中间高平，四周稍低，就在我们房屋的前面。这片玉米地是养育我们全屯180多口人的“保命地”，全年的口粮都看这片地的收成。这片地长出的庄稼特别茂盛，绿郁郁的，长势喜人。每年到玉米成熟的季节，看着一株结着两棒饱满的苞谷，幸福的笑容，绽放在每个老乡的脸上。

有一年七月的一天晚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随后下了一场滂沱大雨。看着那雨点溅起地上的水花，我们觉得非常好玩，就站在门口开心地拍着手。而母亲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不停地转圈。我有些不解，问：“妈妈，怎么了？”母亲没有回答，望着屋外那倾盆大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清晨，我睡梦中听见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我爬下床，只见母亲坐在大门口，看着被洪水淹没了的那片玉米地，在伤心地哭泣。我走过去问：“您怎么哭了？”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哽咽着告诉我，我们生产队的这片玉米地没了。母亲说完，双目无光地望着混浊的大水。这场大水，把那片玉米地整整泡了七天之后才退去，那些即将成熟的玉米棒也腐烂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年我们生产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队里的粮食减收了一大半，乡亲们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记不清那年涝灾后，我们生产队是怎么挺过来的，只依稀记得，我们队里的人，每个月都是扛着扁担，拿着布袋，到离村里十公里外的粮站挑回“返销粮”过日子。

母亲生下弟弟后，身体明显地瘦了。那双大手上也布满了青筋，显得特别苍老。但母亲仍像往常一样，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忙着家务事，照顾我们的生活。

记忆特别深的，要数“交公粮”。那时队里分了粮食，然后各家各户要按口粮数缴纳相应的“公粮”。当时生产队的主口粮是玉米，要缴纳的“公粮”自然也是玉米。我们先是将成熟的苞谷剥开，然后一棒一棒地脱粒。一百来斤的“公粮”，一家人要用近一周的时间来脱粒。脱粒之后是选粒，把颗粒小的和有瑕疵的玉米粒择走，留下颗粒饱满的。然后在太阳下晒干，才能送去粮站。经过粮站严格地检验后上称，才算真正地完成“交公粮”。

当时我们家缴纳的公粮不算多，也就一百来斤的玉米干粒。但把公粮送到粮站，是一件挺累人的事情。我们家离粮站大约有十公里远的路，当时没有修通公路，走的全部是弯弯曲曲的石板山路，上坳下山，非常难走。

农村人从小就开始劳动了，我也不例外。记得我11岁那年，和母亲一起送公粮，我挑着20多斤，母亲挑着80多斤，在山路上摇摇晃晃地爬着。我越走越慢，一路气喘吁吁，走两三公里就要歇十来分钟。离粮站还有两三公里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便撂下担子坐在路上哭了起来。母亲见状，用那双大手摸摸我的头，笑了笑说：“别哭，男子汉要坚强一点！”随后就叫我留在原地不动，自己先挑着担子往前走两公里后，再返回来接我。这样来回两次，才把公粮送到了粮站。望着满脸大汗的母亲，我特别生自己的气，在心里不停地骂着自己不争气。

母亲走了，她的生命是短暂。但她那短暂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她的一生，给劳动二字赋予了最生动的诠释，也给劳动贴上了永恒的标签。

时间流逝，一晃过了好多年。望着蓝天上飘着的白云，看着充满生气活力的大地，我又想起了母亲，想起劳动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母亲，泪水不禁湿润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