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盛开的傍晚，我走在南宁民歌湖畔艳丽的花丛中，坐在木棉花下，望着静静流淌的竹排溪，回想起一段难忘的时光。

彼时也是木棉花开时节，也是在壮乡首府南宁。那天上午，我带着女儿到单位去取资料。按照规定，我把女儿留在一楼，独自到二楼查资料。待我查完资料，办完手续，从二楼提着资料回到一楼办公室时，一位个子高挑、身材婀娜的少妇，正在和女儿玩得开心。经办公室覃阿姨介绍，才知道她是单位资深研究员喻如玉，搞民族服饰研究的专家。因为不熟，人家又是大美女、大专家，不便久留，于是我就带着女儿回家了。

当时女儿之所以跟着我居住在南宁，是因为那段时间，她母亲需要住村完成全村育龄妇女的计生任务，时间无法确定；而我从东兰调查回来后，恰好需要居家撰写调研报告，时间较充裕，就这样成为家庭主男。女儿从小懂事，独立性很强，自己在房间里玩耍，从不哭闹，父女俩相处愉快，平安无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有一天傍晚，我和女儿从菜市买菜回来，看见喻如玉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赶紧打开房门，把她请进家里。所谓家里，其实就是租住的房子，除了床铺和桌椅，还有女儿的玩具，其实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女儿见到她格外亲切，就热乎起来。我趁机下了厨房，弄了两道简单的菜——清蒸鱼头和红焖豆腐，很快摆上桌子，于是请她一起吃饭。她没有犹豫，大方地坐上桌来，把女儿抱在怀里，像母亲一样先亲自尝试一下味道，然后再给女儿喂饭。女儿很配合，很快就吃完了一碗肉夹饭，便自个玩耍去了。见苗家人生活这般清淡，而父女之间却这般默契，她似乎很受感染。她将就女儿的碗，和我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了很多事情。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起身告辞，临走前低声地对我说：“这是我女儿的几件旧衣服拿来送给小桢，希望合身，并祝她快长快大！”然后她像一阵风一样飘然离开，留下善良女人特有的清香，让我迄今难以忘怀。

大约是一个多月以后，妻子从老家赶到城里看女儿。见到妻子，我才想起她那天送来的那个大包，于是拿出来交给妻子。妻子打开一看，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红包，里面是60元人民币，那时我的工资只有129.82元，可见这个数目的特殊意义和良苦用心。接着，将包里的衣服摆开，共有10套纯棉童装，说是旧衣服，其实都是半新的，洗得干干净净，有些磨破的地方，她用针线细细地缝补。看着这些衣服，妻子坐在那里发呆，眼里含着泪花。

当时调研报告没有写完，单位准我长假回到了苗山。大约是两个月以后，我再回到南宁，便全身心投入调研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中，由于我撰写那部分，材料不足，论据不充分，后来又作了较大补充和完善，最后才算完成了任务。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的《广西东兰县长江乡壮族社会与文化》一文（作者为翁乾麟、俸代瑜、贾晔、李富强、邵志忠、陈家柳）。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忙碌到秋天，直到妻子带着女儿来邕探亲，说起要送些土特产给她时，我才想起她，才急忙向同事打听她的住所和情况。当我得知她已经出国定居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愧疚；妻子知道后，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通，说我连做人的起码礼貌都不会，真是读书读傻了。

我是一个苗家人，大学毕业来到南宁，无亲无故，脚跟未稳，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幸亏多得贵人相助，才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走到今天。从她的言行中，我感受了城里人对我们山里人的亲切关怀和悉心关照，感受了兄弟民族之间亲如一家、相互帮助的强烈愿望，感受了区直机关同事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浓厚气氛。虽然她离开了南宁，但她高尚的品质、纯洁的友谊永驻心中。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她所写的《壮锦风格刍议》（《广西民族研究》, 1989年第四期）一文，每当有人提起她时，我便找来拜读一番，借此表达对她的思念与感激。其实，她那篇文章，我都能倒背如流，但每次读起，心中总泛起别样的情怀。也许，这就是人间的真情和友爱！

又逢木棉花开时节，月光下望着远方，我的相思又挂满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