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我和妻子从天津乘坐班车直赴保定，决定到白洋淀孙犁纪念馆参拜这位耸入云天的文学泰斗。而此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周年了。

曾经和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我写过诗歌、散文和小说。但是，残酷的生活，最终逼迫我无可奈何地整天与没有情感的垃圾文字打交道。我常于惊梦中醒来：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多次试图将几篇习作寄呈孙犁先生批评，尽管获悉先生待人和蔼，特别热心帮扶年轻人，但因彼时我远迁穷乡僻壤凄凄惶惶教书，小心翼翼度日，终究不敢造次。1994年，已成为原所在地区党委机关报记者、编辑的我，再次燃起创作的欲望。我矻矻笔耕，准备拿出一两篇像样的散文呈先生斧正。但是很快，我就被人捅到分管副总编那里，“越界”和“不务正业”两棍子立马打得我七荤八素，不知东西南北。

滚滚红尘中，我一度分不出生命中的虚和实。好在，孙犁先生的著作总在我的行囊。于是，打起背包，再次唱起“路在脚下”的歌谣。

阅读先生三十年后感念先生，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将恩泽我一生。这里要述的，是先生对父母的敬爱，对子女的眷爱，以及对人类的热爱。我想，这种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是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先决条件。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旁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的负担。我的旧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孙犁：《芸斋梦余》，人民日报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第二版。）

这样的文字，暗含着怎样深沉的悲伤？有大爱的人，将不难体会。鲁迅先生不是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吗？

孙犁先生的爱女孙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中，对先生的大爱有诸多记载。

“那天我们走进卧室，父亲正在旧木床上躺着，盖着一床薄棉被。我站在床头，极力保持平静地轻轻对父亲说道：‘爸爸，我婆婆殁了。’看见我们臂上的黑纱，父亲愣了一下，马上颤巍巍从床上起身，趿拉上地上的青布鞋站到我爱人前面，叫了一声他的名字：‘我很难过……’又看了看我，声音颤抖着说：‘这么多年，你婆婆待你就像母亲一样……’他说不下去了，声音哽咽，眼里闪着泪花。看似严肃话语不多的父亲，内心是多么的炽热，对人是多么的有感情啊。”

在这本书中，孙犁先生弥留之际与女儿的一段对话，更是令人唏嘘之后心生无限温暖。我知道，顽强的先生即使走后，也要让他的言行，和他的作品一样永远温暖着所有的存世者。

又是一个清明节将至，草木新绿，百花齐放，悠悠白洋淀啊，春风南岸留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