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发布时间:2026-07-09
(接上期)
在《诗经》中也有出现,《楚辞》中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而完整、规范的六言诗出现于东汉末年汉灵帝建安年间。现存最早且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其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完整的六言诗。因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故后来较为少见。七言体诗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于南朝齐国,成熟于盛唐时期。在《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荀子》的《成相篇》也是模仿汉族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从南朝齐梁至隋代,七言体诗歌开始增多,至唐代才真正发展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唐代以前的古诗是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格律。唐代律诗兴起以后,才有了严密的格律。因此,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涌现出诸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众多著名诗人。因此,唐诗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留军戍守,徙民南迁“与越杂处”,今广西正式划入秦朝统一国家版图。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调集重兵,一举平定了南越国地方政权,岭南复归统一。随着岭南的统一和中原汉族的南迁,中原文化不断传入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对壮族及其先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唐代时,中央王朝重视广西民族民智的开启和文化教育,兴办各类学校,使广西各族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教育。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掌握汉文化的壮族文人日益增多。唐代壮族文人仿造汉字的音、形、义结构来创造古壮字,古壮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随着中原汉族歌谣及格律对壮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壮族民间产生了五言体和七言体山歌,这与壮族“三月三”歌圩产生于唐代的人文背景相吻合。壮族山歌都是腰脚韵,但格律或韵律并不很严格,但也不乏精妙佳句,这也是我国民间歌谣的共同特点。通过诗歌句式发展演变历史,可知五言体早于七言体。而右江河谷的平果、田东一带流行的五言体山歌,保留了古老山歌的遗韵。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五言体还是七言体的壮族山歌,都是受中原汉族歌谣句式和格律影响的结果。可贵的是,壮族在学习和借鉴汉族歌谣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娴熟自如地创作或编唱山歌,塑成了敏捷的诗性思维,可以出口成歌,以歌代言,以歌抒情,倚歌择偶,被誉为“能歌善唱”的民族;而遍布各地的歌圩,每到“三月三”歌圩节,山歌如潮,响彻八桂山乡,素有“歌海”之美誉。
另一方面,壮族山歌主要用两种语言诵唱,即壮语和汉语(桂柳方言)演唱。百色、崇左、南宁市辖区流行用当地壮语诵唱,而桂林、柳州、河池、来宾市辖区主要用汉语桂柳方言诵唱。历史上壮族山歌大多是用当地壮语诵唱,大约从明代以后,随着西南官话桂柳方言的形成,才开始出现用汉语桂柳话对唱。桂柳话属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的西南次方言)的一种,即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桂柳片,通行于广西北部的桂林、柳州、河池,西部的百色、崇左及中部的来宾等市辖区。据研究,明代时,为了防范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维护西南边疆安定,明王朝调集江淮和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的卫所兵,屯戍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地。这些卫所兵的母语就是当时的官话,于是,西南官话逐步流行起来。随着战事平息或明朝的衰微,屯戍的军队就地遣散,自谋生路,有一大批人分居广西北部和西北部,西南官话逐步在广西北部、中部和西北部流行,而后演变成桂柳话,与云、贵、川的西南官话大致相同,彼此可以交流。随着各民族的接触与交往,广西北部、中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壮族因受桂柳话影响,学会并且可以用桂柳话交流,用桂柳话对唱山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使用当地壮语对唱的山歌,原汁原味、民族特色浓郁,但所唱山歌只有当地人能听懂,传播范围有限;而用桂柳话对唱的山歌,以壮语思维为基础,以桂柳话诵唱,是壮汉语言和文化交融的产物,突破了地域语言壁垒,扩大了山歌传播影响力。电影《刘三姐》就是其经典的代表,海内外正是通过电影《刘三姐》,认知壮族山歌的精妙,领略壮族山歌的风采,了解壮族歌圩与歌海的盛况。
综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壮族文化注入全新活力,丰富了山歌、歌圩的文化内涵,推动民族民俗文化迭代发展、繁荣共生。壮族“三月三”歌圩节从节期溯源、民俗形式,到山歌格律、传唱语言,处处留存壮汉文化交融的印记,是壮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参考文献:
[1]周作秋等:《广西文学发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2]潘其旭:《壮族歌圩》,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3]覃妩周:《汉族上巳节对南方少数民族“三月三”的影响研究》,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作者为广西弘勤文化研究会会长)
编辑:实习生 潘建星 复审:黄慧华 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