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三月三”：壮汉民族节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作者：□ 覃政

发布时间：2026-07-09

摘要：壮族“三月三”，是壮族集聚会、对歌、娱乐、祭祖为一体的重要节日。在壮族“三月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习和吸收了汉族“上巳节”的节期和活动形式，融入壮族文化元素，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遍布壮乡的“三月三”歌圩，人潮涌动，歌声飞扬，塑成了广西享誉海内外的“歌海”美誉和区域性民族节日，成为汉壮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关键词：壮族“三月三”；汉族“上巳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典型范式

壮族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古老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壮族及其先民因地制宜，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月三”是壮族集聚会、对歌、娱乐、祭祖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这一天，各地的壮族男女青年穿着盛装，结伴聚集在特定地点，尽情对唱山歌、联谊娱乐。因聚集人数众多，形同圩场，并且以对唱山歌为特色，故称“歌圩”（各地壮语有不同称谓，有“窝埠坡”“窝坡”“圩逢”或“圩欢”等不同称谓，意为“坡地上会歌”）；又因歌圩遍布广西各地山村，人流涌动，歌声如潮，故有“歌海”之称。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节期还是活动形式，都与中原汉族流行的“上巳节”有着密切关系，是壮族借鉴汉族“上巳节”的节期和活动形式，融入“三月三”歌圩节中，丰富了“三月三”歌圩节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壮族与汉族节日文化的交融与创新。通过对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活动形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信仰观念以及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借鉴和融入汉族文化元素等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揭示汉族节日文化对壮族节日文化的影响和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可以增进人们对壮族“三月三”节俗的起源、发展历史和文化面貌的了解，从理论和实践上印证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凸显各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密切关系。

一、壮族“三月三”传统习俗

以歌会友为核心的壮族“三月三”，是壮族一年中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堪称壮族及相邻民族男女青年对歌交友、联谊娱乐的“欢乐节”。这一天，各地的青年男女穿着盛装、怀揣精心制作的绣球或红蛋，结伴聚集在当地特定的山坡、河畔、田垌或岩洞口等传统歌圩点，对唱山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联谊，倚歌择偶，互赠信物，歌圩活动通常持续三四天。参加歌圩活动的不仅有壮族青年，还有中年男女和周边的各民族，人们以对唱山歌、联谊交友、赛歌、抛绣球或碰红蛋为乐。据统计，广西现存歌圩有640多处，集中分布在壮族聚居的河池、百色、崇左、南宁、来宾、柳州、桂林等市辖区各县（区）。各处歌圩规模不一，参与人数有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其中百色市田阳区敢壮山歌圩参与人数多达数万人，是广西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歌圩；柳州市鱼峰山歌圩、田东歌圩、武鸣县城歌圩、靖西县城歌圩等也久负盛名，规模宏大，节日期间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节日里，除了祭祀、对唱山歌、山歌擂台赛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如歌舞、抢花炮、碰红蛋、抛绣球、斗鸡、斗牛等。同时，摊贩云集，特色食品琳琅满目，相邻的其他兄弟民族也纷至沓来，歌圩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同圩欢聚、同台欢歌的民俗盛会。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定为壮族统一的民歌节。如今民歌节已发展成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成为汇聚海内外歌手的国际性文化盛会，成为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歌圩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举行，成为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民族传统节日，并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据研究，壮族“三月三”歌圩节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祭祖祈神活动，至今桂西一带仍保留三月三扫墓祭祖的传统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三月三逐步由“娱神”演变为“娱人”活动，成为青年男女聚会对歌、联谊交友、展示歌才、倚歌择偶的节日。

史籍中关于壮族及其先民喜爱唱歌、能歌善唱或歌圩的记载，始见于晋代；唐宋以后，各类史籍或地方志关于壮族歌圩、青年男女对唱山歌结缘之俗的记载增多，而且记述生动具体。晋刘欣期《交州记》云：交州人“俗好鼓琴，牧于野泽，乘牛唱辽辽之歌，僮隶于月下，抚掌发烈谣。”^[①]南朝梁吴运《安城志》中记载今广西宾阳有“乡落唱和成风”之俗^[②]。唐代诗人张籍《送严大夫之桂林》中，有“听歌难辨曲，风俗自相谙”的诗句。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昭州（今广西昭平、平乐一带）僮（壮）人习俗时言：“僮人于谷熟之际，择日祭神，男女盛会作歌。”说明人们聚会对唱山歌时，先祭祀神灵，而后才对唱山歌。又云：僮人“男女盛服，椎髻徙足，聚会作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蛮俗门》载：“交阯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砣。男女目成，则女受砣而男婚已定。”这是史籍中首次述及壮族青年男女对唱山歌、遇到知音后，姑娘将彩色绣球抛给小伙子，小伙子接住绣球，以示两两相悦而定情。又载：僮（壮）人“迭相歌和，含情凄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③]南宋朱辅《溪蛮丛笑》亦载：“土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彩新囊豆粟，往来抛接，名曰飞砣。”

明清时期，各类史籍或各地方志对壮族“三月三”歌圩活动形式的记载更为生动、具体，而且对男女青年如何在对歌中结缘亦有记述。如明代邝露《赤雅·浪花歌》记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竞日……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清代赵翼《檐曝杂记》卷三《边郡风俗》记载了壮族婚恋民俗：春季圩场歌会中，男女分席对唱情歌，情意相投者便互赠信物、定下约定；当地盛行“拜同年”“做后生”的民俗，青年男女婚前自由交友对歌，早期成婚而不同居，待心智成熟后方可居家共处。清陆次云《峒溪纤志》“浪花歌”条亦载：“溪峒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从该记载可知，一年中有多场歌圩，除了三月三外，春节、中秋节期间亦有歌圩活动。武鸣廖江沿岸曾是壮族“三月三”歌圩的重要地点，当地壮族群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汇集此地对唱山歌，太故清光绪黄君钜《武缘县图经》有载：“答歌之习，武缘（今武鸣区）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年三月初一日到初十日，沿江上下，数里之内，士女如云。”

从上述史籍或方志记载可知：第一，壮族“三月三”歌圩节^[④]，源于远古时代的祭祀活动，并且经历了“娱神”演变为“娱人”（娱乐）的发展过程。第二，自古以来，壮族及其先民能歌善唱，形成节日会聚对歌交友之俗，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刘向《说苑》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晋至南朝时期壮族先民喜唱山歌之俗已闻名中原，并载入史籍。第三，壮族“三月三”歌圩萌芽于先晋，形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这一时期各地歌圩数量增多，活动形式和对歌机制愈发成熟，如今广西境内久负盛名、规模宏大的大型歌圩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成为壮族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重要传统节日；衰微于清末至民国时期（因被视为“陋俗”而遭禁止）；复兴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第四，歌圩活动及对歌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倚歌择偶，此乃歌圩活动的核心。对歌形式通常由两男与两女合作对唱，对唱内容及程序依次为游歌（寻觅唱歌对象）、相见歌、求歌、初交歌、深交歌、盘答歌、离别歌等。男女双方对歌后，情投意合，依依难舍，相约下次歌圩再会。二是赛歌赏歌，举行山歌擂台赛。在大型歌圩上搭彩棚、摆歌台，举行山歌竞赛。通常以村落为单位，每村各出一对男女歌手（通常有一资深歌师站在歌手身后指导；歌台上还有主持人和评委）。竞赛山歌的内容以盘歌为主，包括猜歌、对子（联）歌、故事歌、抢歌、斗歌等。因出场竞赛的歌手多才思敏捷、知识面广、歌才出众、经验丰富，临场即兴编词，佳句纷呈，歌者投入，听者喝彩，持续昼夜亦难分胜负。评委只能根据歌声、思辨、佳句等因素来评判。优胜者获得奖励，全村为之荣耀。三是结伴对歌。此类对歌多为中年男女相互对歌为乐，且以盘歌为主，也有情歌类。四是壮族山歌有七字句和五字句两种，五字句主要流行于右江中下游的田东、平果两县市民间；其他地区多为七字句，且皆为腰脚韵。五是长期受山歌文化熏陶、歌馆传习或歌圩上的耳濡目染，塑成了壮族显著的诗性思维特性，即使未进过或少进校门的山村男女，也能出口成歌，而且比喻生动，对答自如，押韵有致，佳句纷呈。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文娱活动的丰富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城镇化发展等原因，山歌对年轻人逐渐失去吸引力，许多年轻人选择进城务工，能唱或爱唱山歌的年轻人日趋减少，导致歌圩活动的衰微，歌圩点和参加歌圩活动的人逐年减少。为保护本土民俗文脉，广西构建县、市、自治区、国家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对歌圩与山歌文化进行分级保护。其中壮族歌圩于 2006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三姐歌谣、壮族嘹歌等代表性山歌品类也先后纳入国家级非遗保护范畴，民间资深歌师被认定为非遗传承人，持续承担山歌文化传承职责。2014年，自治区将“三月三”设立为法定民族节日、全区放假两日，“三月三”成为广西各民族共同的节日。节日期间，各地常态化举办歌圩活动，重现人潮如海、歌声连绵的民俗盛况，壮族“三月三”实现了复兴。

二、壮族“三月三”蕴含的汉族文化元素

壮族“三月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融入了中原汉族文化元素，包括中原汉族的历法、二十四节气、节期（上巳节）、诗歌格律与韵律、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是壮汉文化的结合体。

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是中原汉族的传统节日，早在上古时代已经形成。商周时以“干支”纪日，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谓之“上巳”。正如《周礼》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宋书·礼志二》引用《韩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为大洁。”《后汉书·周举传》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的记载。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汉代时，三月上巳节已广为流行，人们除了求子外，还用祭祀、斋戒、沐浴等方法消除邪祟，郊外踏青，河边娱乐。魏晋以后，上巳节的节期改为农历三月初三，故称“重三”或“三月三”。学者认为，上巳节源于兰汤（用蓝草煮水沐浴）辟邪的巫术活动。因而，上巳节是古代举行以“祓除畔浴”活动为中心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此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青年男女交友寻伴等内容。而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既借用汉族的“三月三”节期，也包含青年男女春游、交友寻伴的形式和内容，又结合本土民俗特色，以对唱山歌、赛歌赏歌、交友娱乐为主，使之成为壮族本土化的歌圩节，反映了壮族在借鉴汉族节期的基础上，实现了节日文化的发展创新。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受到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影响及其包含的汉族文化元素，还体现在山歌的句式、格律或韵律及汉族语言文字等方面。首先是壮族山歌的句式受汉族歌谣的影响，壮族歌圩上对唱的山歌，以七言四句式为主，也有五言四句式，即平果、田东一带的山歌，流行五言四句式。中原地区的歌谣或诗词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说，年代越早的歌谣，字数越少。据研究，歌谣起源于远古时代先民的生产劳动，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口头创作形式。另一方面，原始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如风、电、雷、雨等现象的运行或变化无法理解，于是归结于神灵支配的结果。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原始人类在举行祭祀仪式时，总是歌舞赞颂或祈求神灵，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期望——风调雨顺，生产丰收、要丁繁衍，等等。这便是歌谣或诗的源头。正如西汉《毛诗序》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历史上，诗歌经过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的发展演变历程。四言体诗，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中的《麦秀歌》，《左传》中的《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所以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四言诗是最流行的一种诗体。五言体诗，最早出现于汉代民间歌谣，至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此前的《诗经》中已有五言的句子。相对于四言诗体，五言诗体虽然只增加一字，却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加灵活地抒情和叙事，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适应了汉代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故其逐步取代了此前的四言诗体，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唐初产生的近体诗，其中就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因此，唐代以前的五言诗，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六言体诗是古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字句式。

(未完待续）

注释：

①流行于邕宁一带的壮族民歌，因歌首引子、句间衬词及收腔落音，均以“辽罗辽—辽罗辽—辽罗”为助音行腔，故俗称“辽辽歌”。另，交州为汉代设置，东汉交州治广信，即今广西苍梧县。

②安城系地名，今广西宾阳之古称。由明朝万历年间编纂《宾州志》卷2转引。

③见广西博物馆《据知不足书斋》（复印本）。

④壮族歌圩节除了广为流行的三月三之外，各地还有正月十五、三月七、四月八、七月七、八月十五歌圩。

编辑：实习生潘建星复审：黄慧华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