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山岩画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南疆的传播与实体构建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作者：□黄新宇

发布时间：2026-07-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多个重要场合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要把握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团结凝聚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于2016年7月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第一个列入该名录的岩画，实现了我国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作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岭南左江流域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历史案例，花山岩画见证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是中华民族一家亲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例证。

岩画上蹲式“蛙形人”个体图像数量最多，其次是环首刀、一字长剑、羊角钮钟，以及类似铜鼓鼓面的大写意赭红色、赤红色圆圈。这些铜鼓、刀、剑等金属器具图像，以及画作朝向、色调选择等艺术表达，无不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与核心元素，印记着两千多年前中原华夏文化与岭南左江流域骆越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和传播的轨迹，凝聚、延传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大一统的意识观念和中华多元一体的包容智慧。

一、环首刀等金属器具的传播与文化交融

战国到汉朝时期，我国除了部分边远地区仍处于奴隶社会末期外，大多数已进入封建社会。从商、周到秦汉时期，青铜器已成为金属主体器具，春秋时期起陆续出现铁质甚至少量钢质兵器，但受限于技术条件未能全面普及，显得尤为稀少珍贵。根据考古发现，环首刀最初在商代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传播到黄河下游及长江以北区域，齐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更以环首刀为原型铸造刀币，成为当时流通的货币形式，可见当时中原一带环首刀的使用已较普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在左江流域发掘的战国至秦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制、铁制兵器、农具及生活器皿，印证了当时金属器具已在该区域初步推广。而花山岩画上多处出现的环首刀、一字长短剑以及羊角钮钟等金属图像，进一步佐证了这些金属器具已从中原传播到西南、华南地区，青铜、铸铁冶炼技术也随之从中原地区传播到岭南左江流域。但基于当时采矿及冶炼能力，坚硬、锋利的金属工具仍属珍品，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的首领、勇士等方能拥有，这一点可从岩画上环首刀、一字长剑只佩戴在少数正面高大壮硕的人形身上的细节中可清晰窥见。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到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间，数次迁徙中原数十万民众到岭南一带“与越人杂处”；同时开凿灵渠，使中原与岭南连接起来，还在今崇左市江州区一带（左江中上游，为岩画最集中区域）设置南方三郡之一的象郡。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派遣马援南征交趾（今越南河内往北一带）讨伐征側、征贰两姐妹，其队部在左江上游今凭祥市驻扎，并得到当地民女班夫人带领民众鼎力资助，最终平定叛乱。在龙州县上金乡有一块丘陵坡地，至今壮语地名仍称“铜登”，意思是“竖立铜柱（的地方）”。相传为马援队部在此竖铜柱以铭记战功，这一举措契合秦汉时期将士在边疆刻石纪功的惯例，如东汉大将窦宪北伐匈奴，大获全胜后于燕然山上撰文刻铭，以彰国威。“铜登”与最大的岩画点“岜莱”相距不到600米，这一带岩画最密集、数量最多，环首刀、长短剑图像出现也最频繁，形成了历史事件与文化遗存的空间呼应。

左江流域及周边汉代墓葬的考古发现表明，秦汉时期环首刀等金属器具已从中原传播到左江流域，岩画上“蛙形人”佩戴金属器具则是古代先民生活场景的再现，成为当时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发展的明证。无论是秦始皇迁徙内地民众、开凿灵渠、设置象郡，还是马援得到班夫人资助，再到岩画上金属器具图像的呈现，无不说明秦汉时期中原各民族与左江流域各民族联系紧密、互动频繁，以交往交流交融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已镌刻于左江崖壁之上，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格局已在祖国南疆初步确立。

二、铜鼓及其文化的传播与认同凝聚

左江岩画中还有不少类似日月星辰的圆形图像，有单圈、双圈和三圈等样式。这些圆圈图像与西南、华南地区出土、出水的春秋战国以来的铜鼓鼓面及部分器皿上的太阳纹、云雷纹、鼍纹等纹饰极为相似。岩画上的蹲式“蛙形人”和圆圈图像紧凑地出现在同一岩画板块，侧身人像形似擂鼓的大写意图像涂绘，“蛙形人”与铜鼓上的跃蛙塑像如出一辙，应为骆越先民铜鼓崇拜及相关文化信仰的艺术表达。

秦汉时期左江流域生产力水平不高，尚未出现高超的细描绘画技法，无法对人物、器具作细微逼真、立体写实描绘，只能用器物重要局部代替实物整体进行简单构图展现，以模式化平涂剪影呈现物象轮廓，或以形象代替实物。比对近现代以来广西左右江周边出土、出水的铜鼓纹饰，专家们大多认为岩画上的圆圈图像即为铜鼓的大写意创作，是西南、华南稻作文化通过蛙崇拜、铜鼓崇拜而进行的一种艺术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研工作者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分析，通过标型学分析和放射性碳元素检测，对万家坝4面铜鼓进行考证，认为古代铜鼓最早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早期。《后汉书》曾记载，马援南征，“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说明铜及铜制品极为珍贵，能够作为大礼献给皇帝。当时从越南湄公河一带走陆路北上中原，大多要通过凉山，经凭祥、龙州等左江流域区域；走水路也是沿左江顺流而下，经凭祥、龙州、宁明、江州、扶绥一带下到邕江、珠江，左江流域成为南北文化与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汉书》记载，岭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采铜矿，并与中原及南海开展商贸往来，“处近海……，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水经注•温水》亦载“盖籍度铜鼓，即骆越也，有铜鼓，因得其名”，说明秦汉前后西南、华南与中原地区已有较频繁的互动，铜鼓还从边疆传入了中原，成为文化双向交融的重要载体。

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成书的《旧唐书》记载，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属于岭南，同为珠江水系，与左江毗邻）“界内有铜山也”；《太平寰宇记》也说“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此处的汉代铜山位于今广西合浦，临近左江流域。秦末汉初高官赵佗采取“和辑汉越”的治理政策，将铸铜文化、铜鼓文化等传播到周边地区，进一步强化了中原与岭南的文化联结。

铜鼓鼓面、鼓身至今仍多铸有蹲蛙饰、飞鸟纹等，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秦汉前后青铜器上的纹饰高度吻合。从铸铜文化及铜器的发展演变轨迹和传承传播路径分析，铜鼓纹饰的广泛传播正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华南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是中原文化与左江流域文化的相互影响，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远古渊源及文化联结表现。岩画上的蹲式“蛙形人”、圆圈、飞鸟等图像，与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及桂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铜鼓图像、塑像大同小异，且与部分石器、刀具上的图案高度契合，印证了左江流域在秦汉时期与中原及周边区域的频繁往来。

此外，岩画中蹲式“蛙形人”的“剪发椎髻”“辫发”样式与史籍记载的岭南西瓯、骆越族群发式习俗高度一致，佐证了中原与南疆在生活习俗层面的互动与交融。多处岩画中展现众多人物围绕在铜鼓周围举行集体舞蹈的场景，体现了秦汉时期中原礼乐文化对南疆仪礼的规范作用，证明了左江流域各族群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及共鸣。

今天，从左江岩画上展演的环首刀、铜鼓金属器具及人物发饰习俗等可看到中原与西南文化融合的印痕。梳理左江流域民族发展史、迁移史，结合经典史籍记载、地方民间传说及墓葬陪葬器具等考古成果可知，岩画创作时期中原地区与左江流域在两千多年前就往来频繁，双方在交往交流中不断深化交融，逐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与南疆的安宁。同时，花山岩画也凝聚着南疆先民的文化传统与艺术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交流、传承传播、构建和创新方面的卓越智慧与贡献。

（作者简介：黄新宇，壮族，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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