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语修辞研究的回眸与展望（2013—2024）

——基于壮语修辞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作者：□ 蓝明生

发布时间：2026-07-09

壮语修辞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数量相对有限。该领域最早见诸报端的研究成果，是蒙元耀先生发表的《壮语常用修辞格式》（载《广西民族报·壮文版》，1990年9月15日—11月21日，第3版）。截至2012年底，散见于各类报刊的相关论文不足10篇；其余相关成果则数量寥寥，或作为壮语研究专著的特定章节，或收录于相关论文集中。这一阶段尚未出现系统研究壮语修辞学的专著，研究内容也多集中于壮语具体修辞手法的梳理与分析。2013年以来，壮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逐步明晰了壮语修辞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开始积极投身该领域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本文拟对2013年以来的壮语修辞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概述。

一、壮语修辞研究进展概况

近12年来，壮语修辞研究集中在修辞手法和综合性研究两方面：

（一）修辞手法研究方面

壮语修辞手法研究成果相对较多，重要成果有：

陆晓珍发现修辞维度上的壮族嘹歌隐喻为植物隐喻和动物隐喻两类，它们是壮民族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真实反映。而认知隐喻维度上的壮族嘹歌隐喻主要有嘹歌熟语隐喻和嘹歌文本隐喻两种，前者极大地丰富了壮族人民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体现了壮族人民认知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和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后者则反映了壮民族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见《壮族嘹歌隐喻研究》一文，载于《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她还总结归纳出壮语熟语隐喻三方面特征：一是字面直观，但喻意却很深刻；二是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哲理性强，表达方式独特；三是易于他人接受，表达效果良好。认为壮语熟语隐喻的生成包括文化生成和道德生成两方面。（见《壮语熟语隐喻研究》一文，载于《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周艳鲜认为，壮族嘹歌与英语诗歌都采用了明喻、隐喻、博喻、转喻、拟人等修辞手法，通过丰富的喻体对所说明的主体进行传神达意的描绘，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但是两者比喻辞格中的喻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尽相同：前者采用植物、动物、日月江河等自然景物或一般生活物品等为喻体，体现了壮族人民的思维特点和语言特点，也表达了壮族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真切体验和真情实感；后者采用的喻体大多为花卉、日月星辰或动听的乐曲等，以说明所要表达的主旨。（见《嘹歌与英诗比喻辞格对比研究：以〈平果壮族嘹歌〉为中心的分析》一文，载于《多元视角下的壮族民歌研究》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12月出版）

周丽莉归纳出壮语谚语隐喻意向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壮语谚语中隐喻意向的运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二是运用隐喻意向的壮语谚语，常常言简意赅，句子短促却有力，风趣幽默；三是壮语谚语中隐喻意向的运用，一般多体现了壮族人民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见《壮语谚语隐喻意象特色探析》一文，载于《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刘惠和卢敏宁认为，壮族民歌在语音上常用押韵、平仄、叠音和衬词等4种修辞手法,其作用主要是表现音韵的和谐,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及丰富的节奏旋律,以达到便于传唱的修辞效果。（见《论广西壮族民歌语音的修辞手法》一文，载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卢敏宁还认为，广西壮族民歌运用了比喻、排比、反复、设问、对偶、夸张、双关等多种修辞手法，达到形象生动、诙谐幽默的修辞效果。这些修辞格的使用,创造性地丰富了壮族民歌的表现力,形成了独具壮族民族特色的修辞艺术,体现出了壮族发达的想象思维能力、委婉含蓄的民族心理、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等独特的文化底蕴。（见《广西壮族民歌修辞手法探析》一文，载于《文教资料》2017年第27期）

韦亮节总结出忻城壮语中“gwn”(吃)存在着“gwn+泛时间名词”的时间隐喻、“gwn+O”的负面情感色彩的隐喻和“V+gwn”的正面情感色彩的隐喻三大类别，认为这些隐喻背后凝结着壮民族对饮食规律、具身认知和为人处事等事物的独特认识机制。（见《忻城壮语“gwn”及其隐喻》一文，载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宋琪和梁燕华发现:《嘹歌》与《欢岸》中类比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多,凸显型情感隐喻数量最少。认为这种壮族情感隐喻的认知运作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和特殊的认知具身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指出从认知互动视角探索壮族情感隐喻,不仅拓宽情感隐喻研究范围,亦能阐释情感隐喻与人类普遍认知方式和认知具身性的关系,宣传和保护壮族文化。（见《认知互动模式下壮族情感隐喻研究：以〈嘹歌〉和〈欢岸〉为例》一文，载于《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熊奥奔通过对壮语“口/嘴”（pa:k^[7]）自身及其相关动词的解析发现，壮族人民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包括善于进行系统性推理和大量的运用隐喻等。（见《从壮语“口/嘴”的隐喻看壮族的认知特征：以马山壮语为例》一文，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卢春艳发现壮语涉医熟语的隐喻有矛盾性、固定性、模糊性、系统性、局部性、方向性、多样性、发散性共八种主要语义特征，认为隐喻是壮族人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是壮族人思维的一种方式，壮语涉医熟语蕴含着很多珍贵的医药知识和治病救人的药方,这些知识对壮族人民具有很好的指引教育作用,具有一定的医药价值和文化价值。（见《壮语涉医熟语的隐喻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秋竹发现sim（心）构成的合成词隐喻的认知路径为：壮语 sim（心）引申义是通过功能相似、位置相似、形状相似、心理相似而引申出来的；sim（心）构成的合成词转喻的认知路径为：壮语 sim（心）是通过整体和部分、整体中不同部分的相关性而产生生命、情绪、状态、性格等新的引申义。认为壮语 sim（心）引申义丰富的原因是因为功能相似、位置相似、形状相似、心理相似、整体和部分以及整体中不同部分的相关性而产生的。（见《壮语 sim（心）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路径研究》一文，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2年9月21—28日⑦

其他重要成果还有：

蓝天孝著《壮语反语再探：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乡律达村壮语反语为例》（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3年5月22日第7版）

袁卓喜和唐舒航著《壮族嘹歌中的隐喻及其英译策略》（载于《民族翻译》2016年第3期）

王江苗著《试析壮语熟语的修辞手法及汉语熟语壮译技巧》（载于《民族翻译》2017年第4期）

李柳湘著《嘹歌中爱情概念隐喻认知分析及英译策略研究：以〈平果壮族嘹歌·三月歌篇〉为例》（载于《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

蒙艳利著《浅谈壮族民歌中常见的几种修辞手法》（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9年3月13日第7版

李柳湘著《概念隐喻视域下壮族嘹歌爱情隐喻认知分析及其英译研究》（广西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苏巧龙著《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谈壮语地名》（载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颜晓英著《〈布洛陀史诗〉不同译本中的修辞翻译对比：以罕王与祖王故事为例》（载于《民族翻译》2021年第2期)

（二）综合性研究方面

壮语修辞综合性研究的成果不多，具体如下：

陆晓珍总结归纳出嘹歌在语言上的三个独到之处：一是活用熟语, 地方特色浓郁；二是妙用隐喻, 魅力四射；三是巧用衬词, 音韵回环往复。认为这些独到的文学语言修辞手段是提升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手段之一。（见《壮族嘹歌的文学语言修辞研究》一文，载于《语文学刊》2014年第4期）她还认为，以对唱为主要交流方式的壮族嘹歌，男方女方（主人客人）在表达与接受两个角色中不断切换，表达者善于捕捉接受者的心理，使用“美化组诗”“贬损组诗”“委婉组诗”“顾左右而言他组诗”等修辞表达方式，让接受者容易理解、乐于交流，这是它成为“民歌中的经典”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折射出壮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稳定的生存策略。（见《基于接受心理的壮族嘹歌修辞表达》一文，载于《文学教育》2018年第32期）另外，她与陈雨认为，以男女对唱为主要活动的壮族嘹歌,修辞信息相当丰富,表达者的功劳固然不可埋没,但接受者的能动性更是不能忽略。（见《接受视野下的壮族嘹歌修辞研究》一文，载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蓝明生认为壮语修辞的研究不仅时间短，而且成果也较少，提出应加大对壮语修辞方法以及壮汉语和壮英语修辞比较的深入研究、组织开展对与语境及语体有关的言语修辞活动及言语风格等研究、组织撰写概述壮语修辞学的专著等建议。（见《壮语修辞研究综述：壮语文研究系列综述之五》一文，载于《传承》2015年第11期）（未完待续）

编辑：实习生潘建星复审：黄慧华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