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抗倭英雄瓦氏夫人历史大事记

来源：广西民族报网

作者：□ 黄彦赫^1 黄明标^2

发布时间：2026-07-09

摘要：瓦氏夫人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女英雄，明代广西田州土知府指挥同知岑猛的夫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大举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掳掠，百姓深陷水火。危难之际，瓦氏夫人以国家安危为重，不顾年事已高，毅然代年幼曾孙应征挂帅，率军赴江浙抗倭，为保卫国家安全立下卓著功勋。本文以“大事记”的形式，系统梳理并呈现瓦氏夫人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与忠勇爱国的英雄事迹。

关键词：瓦氏夫人；历史；大事记

瓦氏夫人，广西田州岑氏世袭土司十三世祖、田州土知府指挥同知岑猛的夫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日本倭寇大举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国难当头，瓦氏夫人临危受命，代替年幼的曾孙出征御倭，立下卓著功勋，其忠贞爱国精神影响深远，英雄事迹代代相传。本文第二作者黄明标自1978年开始关注瓦氏夫人史料收集，1990 年沿瓦氏夫人当年出征路线，横跨六省（区、市）开展实地考察。期间，踏勘了浙江嘉兴王江泾；江苏苏州枫桥、娄门、陆泾坝、得胜港、南通狼山；上海金山卫、金山咀、漕河泾、宝山、松江华阳桥等古战场遗址；走访了当地专家学者、知情老人51人，行程累计3800余公里。考察工作得到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南通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苏州铁岭关抗倭纪念馆、金山博物馆、松江博物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多家单位支持，累计查阅各类史志、古籍 179 部。在此基础上，他于 1992 年 8 月与时任广西壮学学会秘书长覃彩銮合作主编出版论文集《瓦氏夫人论集》，2008 年 9 月又独著出版《瓦氏夫人研究》。为便于广大读者系统了解瓦氏夫人的英雄事迹，本文两位作者共同梳理瓦氏夫人抗倭的历史脉络，撰写《瓦氏夫人大事记》，以供读者参考。

一、出生

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瓦氏夫人降生在广西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市旧州街）土司之家，其父岑璋是归顺州世袭三世土知州。

瓦氏夫人本姓岑，名氏瓦，日常简称氏瓦。因壮汉语法存在倒置差异，汉语误称其为 “瓦氏”，该称谓沿用至今。关于瓦氏夫人的出生年月，正史及族谱均无明确记载，即便是岑氏权威族谱《田州岑氏源流谱》《岑氏源流世普》亦无片言只语。究其根源，系古代重男轻女观念所致 —— 田州岑氏土司自北宋崇宁五年（1106 年）至清光绪元年（1875 年）改土归流，统治近八百年，两本族谱中均未记载任何女性成员的生辰八字。因此，瓦氏的出生年月，笔者根据清光绪《镇安府志·烈女传》瓦氏条目的记载，瓦氏抗倭归来后去世时，“年五十有九”^[①]倒算，以及原广西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学家莫家仁教授编的《瓦氏年表》所载 “明弘治十一年（1498 年），瓦氏诞生于归顺州（今靖西）知州岑璋家”^[②]，按古人以虚岁计龄的惯例，结合瓦氏夫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去世的时间推算，其出生年份当为 1498 年。

二、出嫁

明正德六年（1511年），亭亭玉立的少女瓦氏远嫁田州，成为田州岑氏十三世祖、田州土知府指挥同知岑猛的夫人。

瓦氏嫁与岑猛，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联姻。田州土司在宋至明时期为桂西地区的霸主势力，鼎盛时期辖制十六州九县；自北宋崇宁五年（1106 年）起，岑氏家族统治田州，至明正德六年已历时 405 年，根基深厚、势力雄厚。反观归顺州，最初仅是边境小峒，直至明弘治六年（1493 年）才升格为州，到 1511 年瓦氏出嫁时，建制仅 18 年，实力孱弱。加之归顺州地处边境，常年遭受外敌侵扰，亟需依附田州这样的强大势力寻求庇护。

关于瓦氏在田州岑氏土官家庭中的地位问题，到底是岑猛的妻还是妾？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以笔者之见，瓦氏当为正房。理由有：岑璋贵为归顺州土皇帝，虽不比田州强大，但从宗族颜面的角度考虑，不可能屈尊将爱女嫁人为妾。流传于田阳一带数百年的壮族唐皇调手抄本《唱瓦氏夫人》记载，田州媒人到归顺提亲时，岑璋明确告诉媒人“我女不去当小妾”，而媒人也回答岑璋“岑猛从小就做官，官人十九未娶妻”（汉译文）^[③]。说明瓦氏嫁给岑猛不是当小妾，而是正房。记载瓦氏为岑猛妻子的文献也不少，其中，嘉庆《广西通志》^[④]、民国《奉议县志》^[⑤]、《田州岑氏源流谱》^[⑥]、《靖安府志》^[⑦]、《明史·广西土司二》^[⑧]、《世宗嘉靖实录》^[⑨]等正史，以及野史《蛮司合志》^[⑩]等，均记载瓦氏为岑猛正妻。

当然，也有野史记载，瓦氏为妾，但比较少，目前所看到的有采九德《倭变事略》，曰：“瓦氏，土司岑彭（猛）妾也”。

关于瓦氏有无子女的问题，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王阳明在给朝廷的奏疏《查明岑邦相疏》中，写明了岑猛四个儿子的生母：长子岑邦佐，张氏所生；次子岑邦彦，林氏所生；季子岑邦辅，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韦氏所生。奏疏中未提及瓦氏夫人，故人们普遍认为瓦氏没有生育。因此，在一些古籍文献中记载岑猛被岳父岑璋杀害一事时，普遍将原因归结为岑璋之女瓦氏失宠于岑猛。如《诛岑猛》这样描述：“……猛妇翁岑璋，归顺州知州也。因其女失爱于猛，素憾之。”但是，有不少文献，则写明岑邦彦为瓦氏所生。如清嘉庆《广西通志》、清《镇安府志》、《田州岑氏源流谱》载：“明·瓦氏，岑猛之妻，生子邦彦”或“邦彦为岑猛妻瓦氏所生”。到底王阳明说的正确，还是上述方志和岑氏族谱所讲的正确，今人只是猜测分析，谁都无法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瓦氏有生育。即便岑邦彦非瓦氏所生，也不排除其生育女儿的可能——尽管岑氏两部族谱均无女性出生的记载，但田州岑氏官族作为统治当地近八百年的“一斗芝麻官”家族，不可能无女孩出生。流传于田阳一带的壮族唐皇调手抄本《唱瓦氏夫人》中，就有瓦氏生育女儿的唱词：“瓦氏嫁来满一年，同年当妈生女儿”（汉译文）。这一民间文献记载，为瓦氏有生育的观点提供了重要佐证。

三、走上政坛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瓦氏走上政坛，辅佐长孙岑芝主政田州，开启了以瓦氏为政治核心的田州土司瓦氏——岑芝——岑大禄政治时代。

瓦氏与岑猛结为夫妻后，虽常常与岑猛“早起夫妻下教场，教场练过上衙堂”“夜晚挑灯看兵书”，追随夫君左右，习武办差，研习《岑氏兵法》，但只为岑猛管理后院，从未走上朝堂干政。促成瓦氏走上前台主政的推手是嘉靖二年（1523年）的“泗城弑主冒袭事件”引发后来的岑邦相事件。

泗城州岑氏土司系田州岑氏土司分封而来，其一世祖为岑恕木罕，乃田州四世祖岑世兴的季子；元延祐年间受封，出任泗城州一世祖。嘉靖二年（1523年），泗城州土目梁接弑杀主官，追杀土官家族，随后冒姓岑接窃取州官之位。四处逃亡的泗城岑氏官族成员中，有人前往田州向岑猛告状。岑猛对这种弑主夺位的行径极为愤怒，随即联合归顺、东兰、那地、南丹等地势力，合兵攻入泗城，助岑氏土官恢复原位。梁接则逃往梧州，诬告岑猛“拓土开疆、意图谋反”。嘉靖四年（1525年）初，总督军务的盛应期欲借此事要挟岑猛，企图索取重金贿赂，遭岑猛拒绝且痛斥。盛应期恼羞成怒，上疏朝廷弹劾岑猛“旦暮必反”（《明世宗实录》卷57）。同年五月，盛应期离任，姚镆接任总督；姚镆知晓“雅矢猛无反心”，本不打算出兵征讨。然而，他与广西巡按御史谢汝仪不和，谢汝仪遂上疏诬告姚镆“纳猛万金”。姚镆得知后惊恐万分，紧急上疏朝廷请求征讨岑猛。朝廷随即调遣湖广、两广官军及土兵共八万人，兵分八路进攻田州。

嘉靖五年（1526年）九月，岑猛逃往归顺州，姚镆、沈希仪派遣心腹、千户赵臣赴归顺，“以计说之”，胁迫岑璋以毒酒谋害岑猛。随后，朝廷强制田州改土归流，终止田州岑氏土司的世袭统治。

因为田州没有谋反，岑猛死后，以田州大管家、土目卢苏为首的官民，联合思恩土目王授，连连上疏申冤。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朝廷派遣以原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王阳明处理此事。王阳明于九月初八日抱病启程，十一月二十日到达梧州，次年（1527年）三四月间到达田州。王阳明经过调查，连续写了《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等八篇奏疏，查明“岑猛父子纵无叛逆谋”，为其平反昭雪，并力主废除改土归流、恢复田州岑氏土司制度，以谋求地方长治久安。

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田州恢复岑氏土官统治，授岑猛庶四子岑邦相以“田州署事史目”，“后有勤劳，依拟升擢”。

关于岑猛接班人的问题，按壮族土司的承袭制度，原则上遵循“传长不传次”“传嫡不传庶”的规则。但是岑猛的长子邦佐已外放，出继武靖州知州，无法承袭；次子邦彦在嘉靖五年姚镆进剿田州时，代父赴梧州申冤，途中遇害；三子为奴婢所生，且已外放，亦不符合承袭资格。彼时，岑猛长孙岑芝（邦彦之子）尚且年幼，暂无合格继承人，众人遂顺势将时年15岁的四子邦相扶上土司之位。然而，因岑邦相系庶出身份，上台后担忧嫡长侄岑芝成年后夺取爵位。在其生母韦氏的唆使下，岑邦相暗中谋划杀害岑芝与大管家卢苏，并企图侵吞瓦氏、林氏原有的食庄田产。危急关头，瓦氏夫人挺身而出，联合卢苏果断处置了岑邦相，随后立即上奏朝廷，请求由长孙岑芝袭任田州土司之职。

嘉靖十六年（1537年），岑芝获准袭职，时年13岁，朝廷准瓦氏辅政。从此，瓦氏从官族后院，正式走上前台执政，先后辅佐长孙岑芝、代政曾孙岑大寿、大禄，开辟了她辉煌的政治生涯，使田州出现了瓦氏时代及后来五十多年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

四、出征御倭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瓦氏夫人应诏代曾孙出征，率田州狼兵4100人，女侍从40余人，战马450匹，赴江浙御倭。

瓦氏夫人率狼兵出征，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从田州开拔的时间，《明世宗实录》卷412只记载，张经向朝廷启奏时间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乙丑，而《调狼兵记》只记载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启程前往梧州接兵的时间，为当年九月十日，到达梧州时间为十一月朔（初一），十一月十九日复核人数交接，十二月十四日从梧州开拔。阮文中到达梧州时，狼兵早已在梧州候调。以此推断，瓦氏夫人在田州开拔的时间，应为农历九月底十月初。《调狼兵记》记载，朝廷征招广西五州狼兵及各州兵员为：“田州官妇瓦氏与其孙官舍岑大寿、岑大禄，所统领头目钟富、黄维等领兵四千一百有奇，战马四百五十匹；归顺州土目黄虎仁等领兵八百六十二名；南丹州官弟莫崑、莫从舜等，领兵五百五十名；那地州土目罗堂等，领兵五百九十名；东兰州土目岑褐等，领兵七百五十名，共计六千八百七十三名。……瓦氏带女侍从四十余人不与焉。”而瓦氏从田州带到梧州的兵员则不只这个数。

田州素有忠贞为国的传统，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征召田州兵赴东南沿海御倭，田州百姓踊跃应征，报名人数逾1.3万人。因此，瓦氏夫人最初率领田州狼兵前往梧州应调时，队伍规模达1.3万余人，后朝廷核定征召4100人，另带女侍从40余人。交接兵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12月14日，瓦氏率兵乘三板船六百艘，从梧州顺水西江至广东佛山，又逆水北江、浈水河，至南雄上岸，徒步翻越大庾岭，至江西赣州复下船至南昌鄱阳湖，易大赣船四百艘，北上湖口出长江，顺水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顺京杭大运河至丹阳（今江苏丹阳），时逢运河涸水关闸，步行至常州奔牛镇，常州知府用民船四百艘，送至嘉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月中旬到达抗倭大本营浙江嘉兴。3月12日驻防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行程6600余里。

瓦氏夫人率兵出征江浙御倭，路途遥远。为什么朝廷放着明兵、江浙兵、山东兵不用，舍近求远征召数千里之外的田州狼兵？究其原因有四：

其一，明朝中期，由于国家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宁，疏忽了国防，撤并了许多边、海防哨所。到了嘉靖时期，军队建设实行的是“平时募兵，战时募将”“太监督军，将无兵权”的国防政策，导致军队陷入“兵不识官，官不识兵”的混乱状态。军队整体素质低下，毫无战斗力，难以抵御倭寇侵扰。

其二，由于嘉靖皇长期不上朝，大权旁落，奸臣当道。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大举入侵江南，明军、山东兵、江浙兵毫无抵抗之力，兵败如山倒。一时间，朝廷上下弥漫着“倭寇不可战胜”的消极论调，还滋生出抗倭有“十难”的畏战、怯战思潮，具体为：“倭寇来去难测；海岸线漫长难守；江南水陆交错难战；鬼域变幻难知；倭寇盘踞坚久难备；居民柔脆难支；土地浑卤难御；兵力难募；粮乏难措；将领娇懦难任。”

其三，朝廷喜用狼兵土兵，省费一半。《粤西丛载》卷24《土兵》载：“中国之喜用狼兵者，不独以其勇也。汉兵有安家行粮，而狼兵土兵止给行粮，省费一半，每兵一日仅白金一分二厘耳。”而田州狼兵每每出征，还自备军粮，自给粮草。所以，瓦氏出征时，4000多人的队伍，竟带了450匹战马拉给养。

其四，田州兵素有忠贞为国的光荣传统，有精兵万人。自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因平定侬志高有功，赐田州沿边溪峒安抚使，世袭主政田州以来，至明朝嘉靖年间十六代土官，除岑邦相之外，历代土官均被征诏出征，有战必上，每战必胜，战场上可死而不可败，斗志高昂。

但是，田州狼兵应诏御倭之时，也遇到不小的困难。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海南兵乱，朝廷征诏田州出征。时十五世祖、田州知州岑芝亲征海南，一去数年，三十三年（1553年）阵亡，朝廷为表彰岑芝忠勇，“赐奉训大夫，赐祭”。是年秋，岑芝阵亡未满一周年，田州岑家仍在守孝之中，按照壮族风俗，带孝子孙不可出远门。同时，岑芝长子、幼主岑大寿年仅六岁，不能带兵，岑氏官族上下反对出兵。瓦氏夫人力排众议，“请于督府，愿以身往。督府壮之，题授瓦氏女官参将”，挂帅出征。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3月1日，瓦氏刚到嘉兴不久，闻苏州知府来报，倭寇进犯苏州。瓦氏主动请缨，首战苏州得胜。这是苏州城御倭以来的第一胜仗，也是瓦氏在江浙前线的“奠基之战”，获朝廷诏赏银二十两，纻丝二十表里。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3月12日，苏州战后，根据总督张经的战略部署，瓦氏率兵进驻海防“浙直第一门户”金山卫。立足未稳之际，倭寇八千之众南围金山卫，田州狼兵奋起迎击，打响了金山保卫战第一仗，最终大破来犯之敌，取得了“立足之战”的胜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4月20日，张经亲自部署，指挥各路大军围剿倭寇，于浙江嘉兴王江泾（今嘉兴市王江泾镇）会战。5月12日，“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往嘉兴，俞大猷率瓦氏尾击……追贼至王江泾。”田州狼兵与兄弟部队一起围歼倭贼1900余人，史称“明朝抗倭第一大捷”。战后，朝廷诏赏三人，分别是赵文华、瓦氏、胡宗宪。张经是王江泾战役的组织指挥者，本为此战的第一功臣，但由于大奸臣严嵩、赵文华合谋诬陷遇害，赵文华盗取张经功名，坐上王江泾第一功臣宝座；瓦氏受诏赏银三十两、纻丝三十表里；贵为浙江巡抚的胡宗宪获赏银二十两、纻丝二十表里。这是瓦氏夫人御倭的“成名之战”。

漕河泾位于上海县（今上海市漕河泾镇），是苏（州）松（江）地区粮米集散地和出海口，因此成为倭患重灾区，常常受到倭寇的洗劫，百姓背井离乡。嘉靖三十四年夏，瓦氏夫人率兵在此与倭寇血战，血染漕河泾，最终解放了漕河泾民众。战后，上海县民众纷纷涌进军营，慰劳狼兵，送食品，赠牌匾，赞颂瓦氏夫人。上海太学士、明朝诗人宋察卿挥笔写下《江南感事诗》，盛赞瓦氏为“宝髻将军”“石柱女将军”。漕河泾之战成为瓦氏的“封神之战”。（未完待续）

编辑：实习生潘建星复审：黄慧华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