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近来总说县城里缺了样东西。缺什么呢？她掰着手指头数：农贸市场就在小区外面，过条马路就能到，诊所开在小区对面。可她的眉头依然蹙着，像是被秋风吹皱的池水。直到那天我送她回村，才明白她缺的是什么。

  村口那棵老榕树还在，只是气根更密了，垂成一道棕色的帘子。帘子后面，坐着七八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像一群栖息的麻雀。母亲的眼睛突然亮了，脚步也轻快起来。她小跑着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喊：“今早谁家媳妇回娘家了？我瞧见车屁股后头绑了两只老母鸡！”老太太们哗地笑起来，挪出位置。母亲挤进去，那动作熟练得仿佛她从未离开过。

  我远远站着，看她们的头凑在一起，花白的、灰白的、银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像一丛会说话的芦苇。

  “张家闺女在深圳升主管了，”穿蓝布衫的李奶奶说，“管着好几十号人。”她的语气里透着自豪，仿佛那是她亲孙女。

  “赵家的黄瓜早摘了三天，”王婆婆接话，“急着卖钱给孙子买书包，可惜了，再长三天能多卖二十块。”

  谁家儿子考了第几名，谁家媳妇做了新发型，谁家的母鸡开始下蛋，谁家的狗和邻村的狗打了架……这些细碎的、上不了新闻的事，在榕树下流转、发酵，变成维系这个村庄的毛细血管。

  母亲在县城时，话很少。可在这里，她的话像开了闸的河水。她说楼上小夫妻昨晚又吵架了，因为女的买了件三百块的大衣。她说隔壁单元的老头天天在阳台拉二胡，拉的永远是《二泉映月》。

  老太太们认真地听，不时点评：“三百块不算贵。”“《二泉映月》太悲了，该拉《赛马》。”

  我突然理解了母亲。在县城，她是沉默的旁观者；在这里，她是参与者。城市的楼房把人都装进了水泥格子，而村庄，还保留着共享呼吸的习惯。

  上个月，村里最年长的陈奶奶摔了一跤。消息是榕树下传开的。不到半小时，在镇上开超市的儿子就被电话催了回来，地头锄草的女儿也赶到了床前。陈奶奶躺在床上，看着满屋子的人，嘟囔：“谁让你们都回来的？我没事。”可说着说着，眼角的皱纹也都舒展开了。

  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去年雷家兄弟争宅基地，差点动了手。榕树下的人分成两派，各支持一方。那几天，榕树下的气氛有些紧张，说话都带着火药味。后来还是九十岁的赵奶奶发了话：“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她颤巍巍地拿出自己腌的咸菜，让两家分着吃。兄弟俩红着脸接了，事情也就慢慢平息了。这些事，让我想起榕树的气根，虽然各自垂落，其实都连着同一棵树根。

  入秋后，母亲回村的次数更勤了。她说李奶奶的咳嗽一直没好，得去看看；说王婆婆的孙子要结婚，得去帮忙剪喜字。其实我知道，她是怕错过什么。错过一场葬礼，或者一场婚礼。在这个年纪，错过一次可能就是永远。

  昨天我又送她回村。远远地，就看见榕树下的人影。风吹过，树叶哗哗地响，像在说话。母亲下车，小跑着过去。那些白发苍苍的头又凑到了一起。

  我忽然想，也许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棵榕树，都有这样一群老太太。她们是村庄的耳朵，听着它的每一次心跳；又是村庄的记忆，装着几十年的悲欢。当她们都离开的那天，村庄会不会就真的死了？就像榕树枯了根，再也发不出新芽。

  母亲回头向我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她的脸上有一种光，是在县城时从未见过的。我发动车子，后视镜里，那群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榕树浓密的阴影里。但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她们还会在那里。只要榕树还在，只要村庄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