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花”穿越“荒原”，跨越南北地理的分界线，诗集《灯花与荒原》在陈爱中笔下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诗性重建。这部诗集是诗人对于人到中年的感思，是对半载人生的总结与回望，也是对其诗歌创作所递交的一份厚重答卷。

诗集的底色是生命体验的广度与阅读思考的深度共同铺就的。十年光阴里，诗人的足迹从北国哈尔滨延伸至南疆南宁。八桂大地的风物与北域的雪色在诗行中悄然对话，而海量阅读积淀下的诗学素养，更让他得以找准坐标，这使得诗作避免了纯粹个人化书写的狭隘，挣脱了地域文化影响的桎梏，字里行间充盈着鲜活的生命力。如果说“落雪·蝴蝶”所辑的诗歌深深烙印着北疆的精神印记，承载着厚重的阅读思辨，那么“月光·雨水”这一辑里的诗歌，则是浸润着某种独属于南疆的湿热感，将自然观察与主观感知熔铸成诗。

离开东北，在南宁生活数年，诗人依旧能写出“春天会躁动，夏天会泼洒/秋天呢，是一场不愿直面的事实/只有冬天，学会让这一切妥协”（《雪》），既有生活观察的细腻，又有超乎寻常的想象跳跃，通过简单的四季的轮换去探讨复杂的现实人生。《邕江的记忆》中，“邕江”成为南方地域文化的诗意图腾，“我后来常常浸润到月光里/看银色如水倾泻/铺洒在你身上”。“月光”既是诗人个体感知的载体，也是历史记忆的见证，凝聚着诗人对这条江、江边人至深的感情。而在《木棉》中，诗人将木棉特质，精准比作中年的生命内质，以自然意象道尽中年的沉淀与从容。这种个体与集体间的对话，让历史与现实在诗中凝望，擦出诗意火花，时间也在悄然中获得新生，形成独特的诗性。

诗集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和园故事》与《相思湖纪事》。如果说历史与哲学为诗集注入了深度，那么这两组诗则以具象空间为锚点，构建起生命与救赎的精神镜像。诗歌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将个体生命体验与历史哲思融入具体风物，延续了诗人以日常见深邃的创作特质。“和园”作为核心的空间意象，在《和园故事》中呈现出多维度的精神面相。其间最动人的莫过于“我们年轻到无法谈及生命/却在饱经沧桑的榕树下谈起救赎”的慨叹，青春的懵懂与榕树的沧桑形成强烈对照，将个体成长的迷茫置于时间的纵深中，让和园成为承载精神叩问的哲学场域。作者已经深入和园，了解它的深沉、典雅，也试图去探寻它的差异与独特，建构属于他的和园精神图谱。

《相思湖纪事》则在和园的基础上，将空间意境进一步延展与深化。相思湖的“沐紫荆”“多瓣槿”“三角梅”与和园的“竹林”“木棉花”“龙眼”形成呼应，共同构建起南方校园的诗性图谱。“撤了湖水/相思桥即将漫步于草原”的想象，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让具体景观升华为精神漂泊与回归的隐喻，本应与南方自然景观格格不入的草原，在此刻却显得毫无违和感，反倒以强烈的视觉张力，勾勒出诗人心中跨越地域的情感纽带。“抹不去一袭绿衣/日月 在互相嘲笑中更迭/走了的，迟早还会来”，则在自然轮回中寄托了对时光流转的坦然与对重逢的期许，为相思湖的自然景致注入了历史的厚重，让相思湖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成为承载生命困惑与精神“荒原”的救赎之地。

这两组诗歌的意象系统与色彩运用极具匠心。“三角梅”的姹紫嫣红与“雪”的洁白形成对照，“深冬”的寒凉与“阳光”的温暖构成体感差异性，而古石板的动态描写，则让人在四季无冬的岭南感受到几丝发自内心深处的寒意。这种意象建构延续了《盛开的土豆花》中“奥斯维辛的春天是热的”的技巧，以“白色”“粉红”到“黑色”的递进暗示美好与毁灭。在和园与相思湖的景致中，则以色彩的碰撞与融合，展现青春的绚烂与成长的沉重。诗人善用这一手法，去构筑其笔下的诗歌世界，编织现实与梦想的“人生网”，感悟人生的深沉与厚重。

地域迁徙与诗学传承在诗集中形成了鲜明的对话关系。在哈尔滨诞生的《行走的瓦片》，与如今在南宁出版的《灯花与荒原》构成诗人创作轨迹的重要节点。“瓦片”象征着诗人在北疆的精神扎根，“灯花”与“荒原”则暗含着他在南疆的生命觉醒，在陌生的地域语境中寻找生命与诗意的平衡。

在这个诗意渐趋稀薄的时代，《灯花与荒原》精练的语言蕴含着丰沛的情感，以大胆想象营造亦真亦幻的氛围，既实现了诗人神思独运的创作理想，更证明了诗歌承载历史重量与哲学深度的可能。当我们翻动书页，总能被里面丰富的意象和直击灵魂的语句打动。那些回荡在和园榕树与相思湖碧水间的低语，也总会无声地滋养我们心灵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