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金梅在十万大山的滋养中成长，早年扎根偏远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十载，之后又投身新闻工作七年有余，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为她的创作注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质与深厚的乡土情怀。其文学作品呈现了广西独特的文化风貌，特别以十万大山地区为创作蓝本，巧妙融合地理标识、民俗元素与集体记忆，通过多维度艺术建构，将这片土地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升华为富有文学魅力的文化符号。她的创作不仅完整保留了地方文化精髓，还开创性地实现了儿童文学与本土文化叙事的有机统一。

磨金梅在文学创作中巧妙融入地理空间特征与民俗文化元素，通过山川河流、建筑风貌等具象符号构建独特的叙事场景，更借助方言俚语、节庆仪式等非物质文化载体，在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中自然渗透地域精神。这种创作手法既能为作品打上鲜明的文化地理印记，又能通过风土人情的真实再现引发读者共鸣，最终实现艺术真实与文化深度的双重提升。

在《红娃仔》这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的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瑶族同胞的逃难路线与十万大山的山间峡谷暗道相结合，既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形特征，又烘托出紧张的战斗氛围。而散文集《忘情花》中的《大山深处金花开》《绿满十万山》《十万山里枫叶红》等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山区特有的草木植被，如八角、玉桂、金花茶等，这些植物在层峦叠嶂的十万大山中顽强生长的景象，与历史上游击队利用复杂地形开展斗争的故事相互映衬，最终形成了一种融合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独特文本范式。这种地理叙事不仅呈现了十万大山的物质景观，更揭示了其作为革命老区和生态屏障的双重文化意义。

此外，磨金梅的文学作品中也具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特征。如小说《红娃仔》中独具特色的人文风情、民间故事传说的植入，不仅延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根脉，而且在对地方民风民俗、自然风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找寻和记忆的过程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等方面注入了发展传承的内生动力。

除了积极开展文学创作外，磨金梅还创建了“十万大山文学创作室”这一乡土文学创作平台，为当地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创作交流的空间，更巧妙地将瑶族服饰、传统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文学创作。其散文集《爱，就在身旁》中的《漫游十万山公园》介绍五色糯米饭制作的流程。同时，《忘情花》等散文集收录了《瑶乡记忆》《瑶乡的未来不是梦》《秋游南屏》等多篇反映瑶族地方特色、节庆习俗的散文，让读者得以领略独特的瑶族风情，寻找瑶族记忆。

这种将非遗保护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使她的作品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也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又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开辟了新途径。

磨金梅的创作犹如一位丹青妙手，以工笔细描的技法勾勒出桂北大地的壮丽图景。例如儿童小说《永远追随》，巧妙地将自然元素，转化为承载革命记忆的意象符号。奔流的溪水，象征着红军战士永不停歇的革命步伐；嶙峋的奇石，则隐喻着革命者坚如磐石的意志品质。通过儿童纯真视角的过滤，这些地理景观既保持了桂西南地域特色的本真性，又获得了超越具象的精神象征意义。其散文集《爱，就在身旁》以新闻工作者独特的在地视角，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生动记录了城镇化浪潮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重构、代际观念碰撞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思虑，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渐变轨迹与韧性坚守。

磨金梅的文学作品植根于十万大山的苍翠群峰、瑶乡瑶寨以及上思县文岭、布透温泉等地方特有地理风貌，将“爱”融入创作之中，使充满烟火气的本土元素在她的笔下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儿童小说《举起我的梦想》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刘健克服生理障碍、追寻举重梦想的奋斗历程。这种浸透着泥土芬芳的描写，不仅构建起鲜明的文化坐标，还让读者得以触摸到桂西南边陲小镇跳动的文化脉搏，处处彰显“爱”的印记。

此外，磨金梅深耕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以赤诚之心赓续红色血脉，用她的真情实感来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她系统梳理有关革命史料，推出《红娃仔》《永远追随》等儿童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均善用儿童文学的叙事智慧，在革命历史书写中自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开创了红色基因传承的新范式。《永远追随》还通过主角与家人、朋友间的羁绊，展现了爱与支持如何成为战胜困境的力量源泉。作品里面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角色形象，更通过真实可感的细节描写，例如《永远追随》中以“小树”“火炬”“星辰”隐喻信念在孩童心中的萌芽，体现红色基因的无声传承；《红娃仔》中壮族少年“三儿”与瑶族少年“都曼”之间的跨民族生活交织与情谊，让读者在情感投射中完成自我观照，最终实现作品精神内核与读者生命体验的共振。磨金梅擅长通过拼搏精神、亲情、友情等普世主题引发读者深层共鸣，唤起读者对家乡的群体记忆，处处凸显“爱”的力量和伟大。

总而言之，磨金梅的创作实践生动诠释了文学地理学中的双向互动理论，十万大山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深刻滋养着她的创作灵感，同时，她通过《“虽蕾”情浓》《山歌唱响三月三》《凉粽飘香》等作品，将上思县的民俗风情、方言特色和人文景观升华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符号，使原本边缘化的地域文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她创造性地将新闻采编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文学创作，这种实践不仅拓展了非虚构写作的疆域，还构建起文学与地域共生共荣的生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