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母亲一瘸一拐地走路，我满心愧疚。她膝盖的伤，正是经年累月挑担子落下的病根。

医生曾明确告诉母亲，内外半月板已严重损伤，一定要做膝盖置换手术。母亲曾经做过两次小手术，但这一次，她却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是坐客车回到一百公里外的老家，找草药自己治疗。

母亲在山里长大，在生活中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对活血祛瘀、祛风湿等草药了如指掌。回到老家的母亲上山找过岗龙、奶藤，到河边找芦苇、地桃花。母亲将采集回来的数种草药，用大火煮开后，倒在木桶里，将膝盖部位放在木桶上，又用布包住木桶，用热气“蒸”膝盖，药水稍凉后又将膝盖泡在水里。经过两个多月的中药治疗，母亲膝盖的伤明显好转，她可以背着两岁的孙子上下楼梯。但我知道，母亲的伤痛还在，内伤依然会复发，只是复发的时间长短罢了。

母亲膝盖疼痛的根源要追溯到三十年前。那时我七八岁，正在上小学。当时，家里种有五亩金桔树。卖金桔是一家人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但是金桔要挑到十五公里以外的街上去卖，才能换钱。我家到街上，步行一般需要三个小时，挑上东西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母亲往往第一天将摘好的金桔果装筐，次日早上五六点起床，带着我挑着金桔果往街上赶。金桔成熟后，母亲往往要赶好几趟街，才能全部卖掉家里的金桔。

母亲挑着百来斤金桔，我挑着二三十斤金桔。我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转弯又转弯，上坡又下坡，走田埂、跨小溪，母亲急促地赶路，我满头大汗喘着粗气紧跟，不断将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换回左肩，担子仍然很重。实在太累了，我就缩着脖子，才感觉金桔轻些。

即使挑不动，也要坚持。我们要争取赶上最好的时间，将金桔卖出去。如果金桔卖不掉，就只能寄存在别人的家里，等下一个圩日再卖，这样金桔的价格就降了。

挑累了，我心里只想两件事：一是尽快地挑到凉亭，可以有理由叫母亲停下来，好好地休息；二是在路上得到其他村屯大人的帮助，帮我挑担。经常跟父母赶圩，我得到大人帮助挑担的事是常有的。他们常常帮我挑一段路程，减轻我的压力。记得有一位爷爷辈分的邻屯远房亲戚，他人高马大，挑着我的担子不费力。在帮我挑担时，还不忘告诫：“如果现在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得挑一辈子的担。担挑久了，人还长不高，将来找老婆，矮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你！”

母亲为能赶上最好的时间到街卖掉金桔，总是把休息时间压缩得最短，稍能喘一口气就赶路了。赶到圩上时，母亲打开袋子，露出金桔，等待商贩。因为卖完金桔还得赶路回家，零售金桔花的时间长且不一定能卖完，所以母亲都选择打“包”卖。打“包”卖金桔，会被商贩压价，母亲往往无可奈何，只要稍划算，就全部卖掉。还有一些商贩会将个小的金桔筛选出来，另外作低价收购。母亲挑的百来斤金桔，往往也只能卖四五十元。而我所挑的金桔，不过值几块钱罢了！

挑金桔去卖，只是母亲日常劳动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农村，早上挑牛草，中午扛杉木、扛竹子、扛杂木，晚归挑柴火，生活时时与重担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压力让膝盖承担。母亲的膝盖也在日复一日中伤痕渐深，就连我读书的费用，也是靠母亲“挑”出来的。

那时，山里信息闭塞，家里的收入只能靠苦力干出来。挑方条，是母亲赚钱养家的另一条路。当时，山里有粗加工方条的工厂。工厂将杂木锯成四四方方的木条，山里人都称之为方条。方条锯成一米来长，宽厚各约五厘米。工人将方条泡水、烘干防霉处理后，每根依然很重。挑的方条是按根数和公里数算报酬的。每一根方条从深山挑到目的地有几公里的路程，酬劳也仅仅是二三角钱。也是这二三角钱的收入，母亲送我读完了我该读的书。

母亲、姑姑、婶婶、嫂子，她们经常邀约去挑方条。她们早上六点起床，带上包好的午餐，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挑方条的地方。她们整天往返在挑担的山路上，直到挑到天黑才赶回家。

挑方条的山路，路窄路滑路基不稳。长得人高马大的婶婶，挑得最厉害，挑的担子也最重。有一次，婶婶踩到松软的路基，下滑而摔倒，被方条压伤。母亲和姑姑轮流背着她，才回到家。婶婶在家里用草药泡了半个多月，身体才恢复。

这样摔伤的事，母亲也避免不了，只是她从没有当着我的面提过。母亲让我看到的只有她每次挑担回到家后，顺着白天捡到的草药煮水“蒸”腿，泡脚。我敢肯定，母亲膝盖的伤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