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池籍壮族作家又见的散文集《大地之眼》是一部充满诗意与力量的文本，用泉水串联起历史，以物咏怀，以物传声，纵横捭阖，行云流水，引人入胜，甫一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广西民族大学教授陈爱中，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淑云、丘文桥，河池学院教授陈代云等相继在《文艺报》《文学报》《广西文学》《中国民族报》等发表专题评论。评论界与读者普遍认为，《大地之眼》以泉眼和河流为叙事载体，既写景致更写史章，通过涌动的诗意展现民族奋斗精神，字里行间充盈着浩然正气与时代担当，彰显出作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书名“大地之眼”的意象，既隐喻自然泉眼对土地的生命滋养，亦象征文学之眼对民族精神的深层观照。

翻开首篇《兰阳泉涌》，东兰县兰阳村泉水“自潭底石隙间款款沁出”，泉流淙淙中时空骤然流转，耳畔似有金戈铁马呼啸而来。明代抗倭战场上，东兰俍兵“以寡敌众，十出九胜”的传奇，与冷冽泉韵交织成双重变奏，既是一首英雄史诗，也是一曲壮族儿女“其兵可死而不可败”的慷慨悲歌。当叙事镜头切换至兰阳圩的现代图景，红墙黛瓦间“清泉漱石而过”，铜鼓声与山歌声在古树下回荡，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对话悄然展开。那些被砸碎的铜鼓，曾让山乡陷入沉寂，而今泉边重新响彻的鼓点，不仅是文化血脉的复苏，更是在见证：跨越时空，壮族儿女终于盼到了他们先人期盼不到的幸福和康宁。

当作者凝视兰阳泉边“绿藻在水底微微扭动纤细腰肢”时，笔锋陡然转向明代土司韦虎臣戴孝抗倭的悲壮画面。当描写村民用泉水泡茶时，茶香四溢间又渗出韦氏土司州署旧址散落的石墩纹样，马、羊、猪、鹿的雕刻，恍若将农耕文明的密码镌刻在时光长河中。这种时空折叠的笔法，让自然景观成为打开历史隧道的钥匙。那些被现代小洋房取代的木楼石墩，如同散落的文明碎片。作者以笔为针，将这些碎片缝合缀连，让将被岁月咽尽的文明与图腾，又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河流奔腾不息》里，作者以近乎显微镜式的观察，描摹海菜花“白天自信探出水面，晚上低调沉入水中”的生存智慧。这何尝不是都安各族同胞在喀斯特地貌中求存的精神写照？书中记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石海”改造的壮举，是民族史诗的现代续篇：上万人劈石造田，在嶙峋乱石中开辟三千七百亩耕地。这场向石头要土地的战役，恰似海菜花在激流中扎根的意象，前者以钢钎凿刻生存史诗，后者以柔韧书写生命哲学，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史诗。当移民新村炊烟升起之时，澄江河涛声依旧，以它不息的奔流，印证着中华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壮志压倒万重山”的奋斗精神。而文中提到的“悬崖边的山顶机场”与“大任产业园区”的崛起，则像河流冲积出的一片沃土，见证着古老土地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这部作品珍贵的特质，还在于其超越了简单的风物志，将自然景观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勾勒出一幅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生动画卷。

在《董泉记》里，作者将追古怀远的情怀推向更广阔的人文维度。青秀山的董泉，因明代谏臣董传策而获名。这个从政治漩涡中流放至边隅之地的文人，在泉边筑亭作赋，将贬谪生涯转化为文化播种的契机。书中详述他如何发现混混泉、凿石为龙、建亭立碑，使无名山泉升华为“董泉”的过程，实则是文明教化史的微观叙事。当作者站在董泉亭前，遥想当年“郡守郭君、守贰张君，以余故为亭其上”的场景，揭示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中原文化与岭南风土的深度融合。董传策写下的《青山歌》，以“千峰石笋插层霄”的意象重构青秀山。这种文人山水审美的地方性转化，在书中被解读为“被贬谪万里之外，忧国忧民之心只能寄予青山白云”的精神救赎。而那些镌刻在石壁上的诗句，如同文化的种子，在数百年后依然滋养着现代人的心灵荒原。

统观全书，叙事始终在自然与人文的辩证中展开，更深刻之处，在于它用泉水河流串联的历史，让人看到水中映照出的国家和民族的倒影。书中那些铜鼓的纹路、石山上的凿痕、河底摇曳的海菜花，就像一层层叠压的文化岩层，在时光中沉淀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结晶。当山歌与古诗在泉边共鸣，当浪花与波涛汇入海洋，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广西的故事，更是中国人如何在山水间刻下自己的生存史诗。

此外，《大地之眼》还教会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大地赐予我们的万千风物里，在黄昏炊烟的形状里，在我们不以为意的身边山水间。作者以笔为舟，载着读者穿行在祖国的山水人文之间，不仅让我们看见“大美中国”的具象表达，更让我们触摸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脉动。当他写下“井沸生澜通海气”时，实则在喻示：每一口井泉都是通向文化海洋的通道，每一段历史都是铸就共同体的基石。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让《大地之眼》成为新时代的“山河颂”，它既是对故土的深情告白，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庄严礼敬，更是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