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盼着过年。过年意味着压岁钱和新衣裳，意味着亲戚朋友齐聚一堂的热闹氛围。

而我家的过年，还多了一份别样的温暖。因为，我小时候是四世同堂中的大姐，虽然生在农村，又是女孩子，但家人却很宠我，尤其是八十多岁的太公。那时候过年，最让我感觉幸福的，就是拿到太公的红包。在那些一两块、五块居多的年代，太公给我的红包却是整整十块钱。太公的退休金每个月才三十块，但每次给我发红包，却毫不吝啬。

太公的钱包是我小时候心头的一处秘密风景，那钱包被一层层塑料袋裹着，每到发红包的时候，太公用他那双粗糙的手，一层一层地揭开，露出里面的零星纸币：一分、两分，甚至还有几分已泛黄的票子。但他却很坚定把最大面额的十块钱纸币抽出，郑重递到我的手心。

随着年岁渐长，过年的韵味却悄然改变。在我十五岁那年，妈妈病了，从那天开始，节日的喜悦渐渐被妈妈的病痛吞噬。记得每逢节日，她的病情格外反复，那时候的我幼稚地将节日的“热闹”与母亲的痛苦联系起来，总觉得如果没有过节，妈妈可能就不会这么难捱。而母亲离世后，我对过年的期待彻底破碎，每年的春节，反而成了一段难熬的孤独。

后来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渐渐回归原本的轨迹。我努力想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暖的过年氛围，让他们能像我小时候那样，对春节充满期待。可是命运又给了我重重一击，在我慢慢找回过节的热情时，眼睛却失明了。

成了盲人后，我对春节的热闹更加无所适从。我胆怯、不安，乃至于排斥这个昔日最爱的节日。

在人头攒动的过年时节，带着孩子要转乘几趟车，穿越熙攘的人潮回娘家，这是我不敢想象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好像游离在了世界之外，离开了灯光，便不知如何再次融入新的欢腾。即便在娘家、在亲人围绕的氛围里，我也会在热闹的背景下感到一种游离灵魂的孤独感。

我也知道我该回去看看父亲。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一个人承担起了大家庭的牵挂，而我和孩子的过年回家，便成了他盼望的念想。然而每每想着自己的不便，我心里的那份自卑又把回家的冲动吞尽。可父亲从没放弃过期待，哪怕每年问我们是否回家时，我说了“不回去”，都能明显感到他语气中的失落。

踏上文学之路后，靠着写作拿到了一些稿费，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他，今年我和孩子会回去。他听后开心极了，电话里念叨：“那我得赶紧把你们的被子洗了，床也整理好。”挂掉电话后，我的内心涌起一阵很久没有过的温暖。

但孩子们的放假通知出来后却让我有些左右为难。学校要到1月17日才正式放寒假，我心里盘算着这一头家里还有许多需要准备的事情，想着回家的计划或许要改到年后。可是拨通父亲的电话，听到他先开口：“我已经把你们的被子和床收拾好啦，等放假就回来吧！”

父亲的一句话，满是期待，却让我瞬间把想要拒绝的话咽了回去。是的，他那么早提前将一切备妥，不过是希望我能带着他的外孙们坐在他的年夜饭桌前，一家人有说有笑度过除夕。于是，这次我终于没有再犹豫。无论路途多么拥挤，无论身体有多不便，我决定带着孩子回家，回父亲的身边。

对于盲人来说，春节的人潮是逼仄的，是慌乱的，但父亲的等待却更令人心慌。想到这些，我才明白，尽管过往的春节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我心里的一道坎，但有些路该走、有些坎该跨过去，为了孩子，为了父亲，也为了暖热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