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时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先民就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开拓进取，交往交融，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广西是以壮族为自治主体，汉、瑶、苗、侗、仫佬、毛南、京、回、彝、水、仡佬等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在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引领下，广西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密切关系，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守护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建设壮美广西，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在中原和边疆跨区域双向流动、交错杂居，呈现出频繁互动、交融共生的历史格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广西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回顾广西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可以增进对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原文化对促进广西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广西各民族开发和守护边疆、和谐相处、团结互助、交融共生的历程的认识和了解，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推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借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并且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和揭示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就是通过对历代文献记载、考古遗存、出土文物等资料收集和分类、选择有代表性的实例进行辩证，解构或诠释其中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和中原民族文化基因，揭示广西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先秦时期，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中夏等“五方之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南蛮（百越）分布在长江以南（即今鄂、湘、赣、江、浙、闽、桂、粤及越南北部）广大地区。因其支系众多，故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居住在岭南地区主要是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南越三个支系。西瓯分布于今桂北地区，骆越分布在今桂西南、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南越分布在今广东中南部地区。今壮侗语族诸民族来源于先秦的西瓯、骆越，是世代居住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古老民族，是祖国南部边疆的最早开拓者和守护者。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华夏民族是源远流长、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开创者，并且以滚雪球的态势，向周边地区传播，不断吸收兼融周边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及其文化的交融是民族迁徙、交往和交流的结果。古代民族文化的交流，有直接交流和远程间接交流方式。直接交流是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在接触、交往过程中的直接交流。远程间接交流是通过中介或过渡地区或民族的传插得以实现。古代广西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方式，间接交流和直接交流兼而有之。早期多是远程文化交流，即黄河流域的商周青铜器通过卾湘和湘桂走廊，传入广西地区；同时也有岭南越人向中原地区的商、周王朝奉献地方特产珍品，商、周王朝则以青铜礼器馈赠，由使者带回广西。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随着郡县的设置和大批中原民族的南迁“与越杂处”，开始了岭南越族与中原民族的直接交流。

公元前16世纪至2世纪，在中原的黄河中上游一带，先后建立了商朝和周朝。商代发明了甲骨文和青铜文化，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随着商、周王朝政权的巩固和日益强大，周边众多部族纷纷归附，其影响力日愈扩大，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逐步向长江、珠江流域传播，形成了远程文化交流。公元前770年至前222年，中原地区进入了豪强争雄、逐鹿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中原地区虽然相距遥远，其间有无数的山川阻隔，特别是横亘于湘桂之间的巍巍五岭，成为岭南与内地交通的天然屏障。然而，相距的遥远和山重水复的地理屏障，却不能阻隔商、周王朝势力或影响力的南扩，也未能影响两地民族的交往和交流。

根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其影响力已达岭南地区，西瓯、骆越与中原已有了交往交流。《尚书·尧典》记载：“申命羲叔，宅南交。”《逸周书·王会解》说：商朝初年，“伊尹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又令：“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诗经·大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据考证，《逸周书》记载中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仓吾、路人”等，是先秦时期岭南一带西瓯、骆越地区的方国、古国或族称，其中的“瓯”即西瓯，“路人”即骆（越）人。从上述记载可知：一是当时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岭南西瓯、骆越已受到商、周王朝的关注；二是岭南地区的特产珍品，如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等，已驰誉中原；三是商、周王朝的势力或影响力已达岭南地区；四是岭南民族与中原地区已有了交往和交流，即西瓯、骆越使者携带地方土特珍品，长途爬涉，抵达中原，奉献给商、周王朝，并得到商、周王朝的礼待，回赠青铜礼器，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证实。在广西各地发现有许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类的贵重器物，如鼎、卣、尊、罍等礼器，应是商、周王朝馈赠之物。

春秋战国时代，岭南西瓯、骆越民族与中原交往、交流的日益频繁，促进了两地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诸侯林立、合纵连横、豪强争雄的局面，也是思辨活跃、百家争鸣、才俊辈出、文化繁荣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青铜铸造业持续发展，冶铁业开始兴起。公元前613年，楚庄王挥兵问鼎中原，成为一代霸主，并且曾“南平百越”，因而广西受楚文化的影响至深。正如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随着岭南地区与中原关系日愈密切，交往也日愈频繁，大量中原青铜器通过湘桂走廊，传入广西地区，促进了广西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化的产生。目前，在广西恭城、平乐、贺州、柳江、宾阳、武鸣、田东等地，都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的铁器。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器形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如鼎、尊、罍、盘、壶、钟、剑、刀、戈、矛、戟、钺、镞、弩等，应是中原输入品。还有一类是器形与中原相似或明显不同，如铜鼓、盘口鼎、羊角钮钟、靴形钺、扁茎短剑、环首刀等，可以认定，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应是本地的西瓯、骆越工匠所铸造，在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里还发现用于铸造青铜钺的铸范，标志着广西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化的产生，这是中原青铜文化传入及西瓯、骆越工匠学习和吸收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结果，开启了中原民族与壮族先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帷幕。

（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