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说了一句很不留情面的话影射文坛：“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韩愈自己写诗作文力求创新，“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他甚至以文为诗，把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当日诗坛而一扫时下平庸之气。然而，如《旧约》所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士子，长年累月皓首穷经，“言必称《诗》”，沉没在文字训诂的海洋中，标新立异又常被视作异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强求独创，何其难！

如果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被视为“悲秋之祖”，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则是其“徒子徒孙”。此种“遗传和变异”，在瀚如烟海的雅文学俗文学以及雅俗之间徘徊的文学中，俯拾即是。从汉乐府“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和“古诗十九首”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转化为唐传奇《莺莺传》中“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之后又在高居台阁的晏殊那里看到“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的“珠玉词”。这一系列的流变、演变和转变，如果严格按照韩愈的标准，后继者个个都有沿袭之嫌疑。秦观的流芳千古的名句“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则更甚，把文学爱好者杨广的“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削去一字，堂而皇之放进自己的词里！按照当下“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几乎是全盘复制。而后世除了有人记得隋皇帝那句帝王霸气的“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谁知道他竟然是“寒鸦之祖”呢！

拾掇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单纯从文字形式看，线索脉络其实很清楚，从四言、楚辞，到杂言、五言和七言，仅仅靠着字数的微调，中国古典诗歌就实现了抒情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优美、典雅、节制、秩序、张力，所有与形式美匹配的关键词，它都有拿来进行阐释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汉语。中古古典诗歌互文程度之高，用典之巧，表现之妙，甚至成为衡量诗人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杜甫、李商隐、黄庭坚，乃至元好问，到乾隆时期被称为天才诗人的黄仲则（黄庭坚第二十七世孙）等，无数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负起文化传承的责任，才不断唤起一代代人在文化意义上的集体意识。

因为汉字本身就是意义符号——权且称之为意义自足性，诗歌即使“不定向、不定义”，脱离逻辑关系的束缚和时空的限制，也不会产生“隔”与“困惑”，所以梁启超读了李商隐的诗后说：“义山的《锦瑟》等诗，讲的是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折开一句一句地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然而，就诗人创作过程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到相当痛苦的过程。“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寻章摘句之艰难，与读书取仕一样，个中辛苦与焦虑，难与外人道也。

黄庭坚《与洪驹父书》云：“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惠洪对黄氏之感悟予以热情真诚的呼应，其《冷斋夜话》引黄氏语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而王若虚显然对黄庭坚不满：“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对其提倡的“无一字无来处”，以及“自作语最难”的感慨嗤之以鼻。或许，只有诗人才会同情理解诗人：“填词之难，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经前人说过。自唐五代已还，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语，留待我辈驱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江淹才尽，岂真梦中人索还囊锦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从某种意义上，批评家的客观评价是对作家的温情抚慰。著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大师和经典的影响，并得出所谓“影响的焦虑” 这个重要的命题，他说：“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后来者追源溯流、鉴往知来，将“过去”拉向了“现在”，让我们在瞬息中确证“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