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河池市南丹县西部的吾隘镇，坐落在红水河畔，距红水河15公里的大山中，有个小村叫那地。可谁也未曾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壮族小村，却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土司，比如狼兵抗倭，比如红七军，比如邓小平……

那地，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据《庆远府志》记载：那地，古蛮垌，宋之前，名系无考。在宋崇宁初年，土酋罗士念纳土归宋，崇宁五年，设羁縻地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诏令地州、那州（天峨）合并，称那地州。那地一名，至今已有650多年。

那地，也是尚武之地。明崇祯三十四年（1555年），那地土官罗堂率领570名壮族子弟（狼兵），随田州土司瓦氏夫人，到浙江沿海抗击倭寇，为中国抗击外侵的史册上留下了 浓重的一笔。《筹海图编》卷十一《客兵附录》就这样写道：“广西狼兵于今海内尤悍……东兰、南丹、那地三境之狼兵，能以少击众，十出九胜。”而在明代田汝成所著的《炎缴记闻》一书中，赫然写着：“惟那地狼兵最狠。”

那地，更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1929年，广西省省长俞作柏接受中国共产党广西区委的推荐，任命陈伯民（中共党员）为河池县县长。8月，陈伯民任命唐定帮为吾隘区区长、蓝志仁（大厂扬州人）为吾隘区武装队长，在河池、都安、忻城等地20名农会会员的支持下，占驻吾隘，组织农军，并筹备组建苏维埃。他们在吾隘、那地、扬州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不久，由于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新桂系重新统治广西，吾隘的团防局和地主武装对农军进行残酷镇压，农军失利，退到东兰、天峨。1929年11月，韦拔群派陈恩深率领农军进攻吾隘，击退地主武装，蓝志仁等回到吾隘，在那地和扬州继续组建农民武装。当时，那地、扬州一带的农民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近百人。1930年初的一天，深受韦拔群农运思想影响的蓝志仁，组织了那地、扬州一带的进步青年18人，在其老家扬州村水岩洞中，杀鸡饮血酒盟誓：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齐心革命，绝不叛变。决心为人民翻身解放战斗到底！铿锵的誓言，犹如划破黑暗的利剑。

1929年12月11日，随着百色起义，红七军诞生了，革命的烈焰又一次在红水河畔燃起。1930年1月，韦拔群再次派陈恩深带领一个连的红军，攻占吾隘，解放那地。2月，那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县妇女联合会，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就在那地，下辖那地、板暮（天峨）两个区苏维埃政府。那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宣传和发动打倒当地的土豪劣绅罗炳、罗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拥护中国共产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号召农民起来向地主阶级作斗争。一时，那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那地的农民运动，也始终贯穿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的右江革命运动之中。邓小平同志很关注那地的农民运动，当时他经常往返于东兰和河池之间，他曾经五次从东兰巴畴乡的安娄码头，横渡红水河，取道那地，从那地经扬州、大厂前往河池。经过那地时，都由那地的红军和农军护送。邓小平还多次在那地停留，对那地的农民运动给予了肯定和指导。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后，留给韦拔群一个红二十一师的番号，和几十个老弱伤病的红军战士。那地的红军和农军中，很多人也赶赴河池，在河池整编之后，踏上了北上之路。随即，国民党军长廖磊率领几万军队配合地方反动地主武装，对韦拔群领导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全面和疯狂的围攻，那地苏维埃配合红军英勇抵抗，多次出击东兰、凤山。由于寡不敌众，红二十一师余部转移到天峨，最后被迫撤退到贵州。失去了红军主力的支持和大根据地的那地县苏维埃，留在那地，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2月，南丹、河池的民团配合地主武装，围攻那地苏维埃，很快就攻占了那地。红军和农军退守扬州水岩洞，这是那地苏维埃的最后一个据点。8月，水岩洞被攻占，那地县苏维埃政府失守。苏维埃政府主席韦国英、蓝志仁等撤退到天峨的板暮，坚持斗争。9月，东兰、南丹、凤山、凌云的民团5000多人向板暮的红军进攻。激战过后，300多名红军战士只剩下80人，在蓝志仁的带领下，依仗甘孟岭的险要地势，又和敌人激战了五天五夜，退到到甘孟岭绝壁上的拉号岩。直至弹药打完，能搬动的石头也砸完，最后，余下的9名红军战士，其中包括蓝彩娥、宁美娇两名女战士，抱着冲杀上来的敌人，一起跳下拉号岩，壮烈牺牲，当地称“拉号岩九烈士”。

那地县苏维埃政府，虽然只如革命的沧海一粟，可那地的壮族人民却未曾遗忘过。

1966年，偏僻的那地村也迎来了一批人，自称是中央调查组，是来调查36年前邓小平在那地的活动情况，那地人告诉他们：你们说的邓小平呀，那时叫邓斌，是来帮我们翻身，领导我们革命的。

20世纪70年代，又迎来了一批人，那地的老人都认识这些人，因为在之前的每年清明节，这些人都会到那地来给一座坟墓扫墓。这次来，却是要将坟墓迁走，说这里太偏僻，交通不方便，我们想立个墓碑都很困难。那地的人，满怀眷恋和愧疚，含泪送别。那地人知道，那是那地县第一任县长的坟墓。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在那地开会，次日拂晓时，被闻讯赶来的民团武装围攻，不熟地形的他和警卫员在撤离时，陷入一片沼泽地中，壮烈牺牲。

20世纪80年代，南丹县的领导去慰问老红军韦氏，问她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帮解决，她回答说：韦团长（韦国英）走了，很多兄弟姐妹都走了，我还活着，就很幸福了。说毕，不再言语。后来，县领导得知她腿脚不方便，每次出门时，都要蹚水过一条小河，于是，拨款在河上建了一座桥。

21世纪初，当地干部在帮一户人家办理危房改造手续时，又勾起了一段红色的往事。当年，那地人民不惜一切地支持农运和那地县苏维埃政府，那地老街一户张姓人家，为农军提供粮食。一户徐姓人家，卖掉自家的耕牛，购买枪支，送给农军。至那地县苏维埃政府解体时，一家七口人，牺牲了六人，惟余的一个，就是当地干部面前这位不起眼的老人。

现在，那地的老人还会和你说起当年那地的农运，那地县苏维埃政府，他们会告诉你，当年反动武装围攻那地时，那地的山头上不时会出现挥舞的红旗，当敌人气喘吁吁地扑到红旗处时，才发现，原来挥舞的红旗，只是当地老百姓一面鲜红的被面……

如今，当年血雨腥风的战场，已被绿草掩盖，战壕依旧在，红土地因浸染了先辈的鲜血而显得格外的红。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耸立在那地村口当年的战场处，一如持枪屹立的红军战士，微微昂首，望着血色的战旗。

现在，纪念碑下，不时迎来瞻仰的人们。他们会抬头仰望，会献上花篮，会在那展开党旗、团旗、队旗，会举着手，宣誓着，誓言响彻云霄。碑上，镌刻着一个个英烈的名字……他们就如路边一块块不起眼的里程碑，而这路的尽头，就是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