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诗歌通常具备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以民间故事、传说为主体的诗歌创作是其独特的资源优势。需要指明的是，这种创作并非是对已有故事、传说的简单整理或改写，而是必须经由诗人自身的思考、锤炼与想象。对于少数民族诗歌来说，由“民族性”的再现而生成的“原创性”与“陌生性”是其成为经典的独特优势，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百鸟衣》正具备了这样的特性。

学术界关于《百鸟衣》“究竟是韦其麟的整理还是创作”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肖云儒认为它是韦其麟整理而成的长诗，与其相对的还有公刘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宋尤兴则对肖云儒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百鸟衣》完完全全不是根据民间原有的长诗整理出来的产物，而是韦其麟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所创作的一部长诗。”而洪子诚与刘登翰所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谈到了该诗为韦其麟“创作”而成：“《百鸟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根据民间传说重新创作的叙事诗中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此外，韦其麟关于写作《百鸟衣》的描述 ，也从根本上说明了该诗的“创作”属性。综合来看，笔者认为《百鸟衣》是由韦其麟创作而成。虽然该诗的创作原型取自“壮族民间传说”，但韦其麟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自身的创造性思维，这使得诗作本身具备了鲜明的壮民族特性。

一、《百鸟衣》在壮族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生成，带有强烈的壮族特色。韦其麟曾将“民间故事”定义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中的一种体裁，通常是以通称的人物、广泛的背景、完整的情节来表现生活的散文叙事作品。” 《百鸟衣》中尽管没有“通称人物” ，但它有“广泛的背景”与“完整的情节”，因此整体上属于民间故事的再创作。就具体的写作而言，《百鸟衣》更多地符合壮族民间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占主导”的类型 ，这是因为韦其麟在展现古卡和依娌的人物形象时，掺杂了较多的幻想性因素，如形容古卡力气的诗句“别人的扁担，/一条用十年；/古卡的扁担，/一年换十条。”“上千斤的大石滚，/十个人才抬得动，/古卡双手一掀，/轻轻地举起像把草。”而依娌由“大公鸡”变化而来的情节设置“第三个月第三朝呀，/不听见公鸡啼了，/笼子里没有了公鸡，/院子里站着个姑娘”则更带有幻想的色彩。

二、从故事情节来看，以古卡和依娌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同以土司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之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立足于壮民族特有的历史实际，同样具备鲜明的壮族色彩。土司制度在广西延续了较长时间，其漫长的历史也极大地影响了广西人民的生活。“土司”及依附于其的恶势力在《百鸟衣》中以“反面”的典型存在，韦其麟借助“蛤蟆”“狗龙蜂”“咪屎虫”等物种，对其进行了极端的丑化，如诗句“土司想着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见了天鹅，/睡不着三天又三夜。”“狗龙蜂从粪巢里飞出，/是要把人伤；/土司的狗腿出衙门口，/是要把依娌抢。”“粪堆里的咪屎虫，/满肚子是粪；/衙门里来的狗腿，/句句是接土司的嘴。”这些人物不仅对该诗的情节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其本身是壮族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在突出壮族的“民族性”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整体上看，韦其麟在《百鸟衣》中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觉诠释了壮族的民间故事，使得原本较为“沉寂”的壮族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正如学者梁庭望所看到的：“解放初期的广西，在人们眼中，还是偏僻落后之地，但《百鸟衣》的出现，证明了广西并非文学荒地，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不乏精彩的文学作品。叙事诗《百鸟衣》发表后，以其浓厚的民族色彩、地方色彩和神话色彩吸引了大批读者，并引起了全国对广西文化、对壮族文化的重视。”除对壮族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诠释外，《百鸟衣》还通过富于民族、地域色彩的抒情艺术，诠释了壮族的“民族性”内涵。作为叙事长诗，《百鸟衣》通过民族文化风物的再现、富于民族化的修辞以及诗体形式“变奏”等方面，展示了壮民族的文化色彩与广西地域特征。

第一，《百鸟衣》中有着壮民族文化风物的集中再现。“百鸟衣”作为长诗的主导意象，不仅作为串联故事的线索，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壮民族的文化特性。“百鸟衣”尽管在长诗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从依娌被土司抢走时对古卡的提醒——“古卡呵古卡，/心里别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门里！”到“百鸟衣”的生成——“一百张雉鸡皮，/张张一样美，/缝成一件衣，/羽光亮闪闪”再到古卡凭借“百鸟衣”将土司杀死，故事被不断推向高潮，独具壮族特色的风俗文化也集中传达出来。

第二，《百鸟衣》还通过富于民族化的修辞，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色彩。韦其麟在诗中经常运用了一种特殊性的比喻方式——以动物喻人，以此来表达自身的爱与恨，如：

土司想着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见了天鹅，/睡不着三天又三夜。

乌鸦叫喳喳，/狗腿两边排，/孔雀拖进了狼巢，/依娌进了衙门口。

老马骝你不识羞，/老马骝你面皮厚……

画眉关在笼子里，/有翼不能飞；/依娌住在衙门里，/有脚不能逃。

恨不得长上翅膀，/像鹰一样飞。/恨不得多生两条腿，/像马一样奔。

这些诗句中，韦其麟针对不同的人物表达了不同的情感，他用“雄鹰”“骏马”“孔雀”“画眉”等动物来比喻勇敢的古卡与美丽的依娌，而描述土司及其狗腿时，他则以“蛤蟆”“乌鸦”“老马骝”等丑陋的动物来形容，这便充分地表达出了他的情感倾向。韦其麟的这种比喻方式与壮族民间文学中“动物故事”所使用的修辞方式相互吻合。因为在他看来，“动物故事”是壮族民间故事的重要构成部分，“按形式来说，是动物故事，而它的内容，绝大多数却是人的故事，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感受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百鸟衣》还通过诗体形式的“变奏”，再现了壮族诗歌丰富的形体内涵。《百鸟衣》尽管以“四行体”为主，但每行的字数并不“等同”，从而摆脱了单一写作形式的壁垒。更关键的是，诗中不时地穿插2行、5行、8行等诗节，甚至还采用了12行的“大节”来描述故事情景，这就使得整首诗的形式更为灵活，而不是拘泥于“4行”的套路之中。从内容上说，这些“变奏”了的行数有不同的侧重，如“2行”主要描述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5行”及更长的行列则将对话与叙述灵活地连接起来，使得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同时，这种诗体形式的“变奏”也赋予了诗人的感情以更为生动的变化。

综合来说，韦其麟的《百鸟衣》以“简洁的诗句”容纳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艺术情趣” ，更为重要的是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情感，为壮族诗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鲜明的“民族性”使得《百鸟衣》具备了成为经典作品的基本特质，这种特质一方面指向的是其作为“壮族诗歌”的优秀代表，由此生成了壮族身份及文化的自我认同，诗人依靠着独具壮族特色的诗歌写作，使得作品在当代诗歌中经由“少数民族诗歌”的身份介质获得了较高的诗学地位，尤其形成了以“壮族”为核心的想象共同体，为经典特质的培育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百鸟衣》所再现出的“民族性”在与“地域性”的对冲中营构出持续的紧张感，从而形成壮族文化与广西地域之间的内部张力，为作品传播场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抑或说壮族文化与广西地域通过相互的借重，产生了新的诗学维度，为《百鸟衣》的传播制造出了自主的场域空间。《百鸟衣》的经典建构离不开其自身的“民族性”特质，加之外部评价机制的不断助推，使它在少数民族诗歌史，乃至当代诗歌史中最终走进“经典”的行列之中。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教师，文学创作二级，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