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恒 蒙有义

每个民族的节日文化与口头歌谣是紧密联系的，正是由于不同群体的这种文化差异性，从而导致了中华文化异彩纷呈的多元化形态。从小生长在黔桂边区的苗族学者、三峡大学三级教授吴正彪先生所著的《苗年》一书不仅说明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姿多彩的文化，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个性。

2011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年》这部新著不仅是吴正彪教授多年来在贵州、广西等大山深处行走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作者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中研究本土化在田野实地调查实践的重要力作。

此书从苗年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起源与变迁着手，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苗年的活动内容，基本特征，保护与传承的现状、趋势等，同时分析指出了苗年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研究价值。著作中既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又有深入的田野调查；有各种口传的颂唱，也有生动的仪式记录；有访谈和分析，也有个人的见解。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在序言里高度评价此书在“整体上不失为在同题著述中有创新和推进的力作。”读完这本书，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最能集中地体现出苗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苗年期间唱诵的民间叙事歌谣；过苗年前后的仪式与习俗；关于“年”的神话与传说。当然，这三个方面有交叉和互融，相互体现，相互影响。

《苗年》中所采用的歌谣大多是作者用苗文记录的原生态文化，使用汉语译文并置的形式让读者能够通俗易懂其文化内涵。书中描述了节日期间借助于亲友聚会的机会传承“迦”、“理”，增强民族文化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力；同时也教育人们要适应自然和气候环境，遵循季节和时间节律调适生活。

在西南地区，壮族、苗族、瑶族、彝族等等各个民族的原始宗教意识十分浓厚，这从《苗年》的多处描述中均显现出这一重要研究价值。该书引用苗族知识分子唐千武先生所说的：苗年是一个以庆祝性为主，以祈祷和祭祀为辅的节日。而用来作为论据说明问题的，则有一系列生动的例子：过苗年是要有一些传统仪式的，如动筷子喝酒吃肉之前要掐一点先敬老祖宗，用酒用肉去请老祖宗来欢庆节日，新年要起活路后才能下地干活等；雷山县陶尧一带的苗族在节日当晚在家祭祀祖先、农耕用具和家屋里的各种神灵；丹寨县和凯里部分地区的苗族不仅在家敬祭以祖先为主的神灵，还会在新旧年交替的当晚到自家耕地去祭生长庄稼的自然神。类似这种对祖先以外神灵的祭祀在大部分汉族地区，除了小年时尚有祭灶习俗外，其他已经很少见到。苗年中也有敬“菩萨”的习俗，当我们认真地研究书中图片发现所谓“菩萨”并非佛教意义上的菩萨，其实还是苗民原始信仰里的自然神。对此，书中引用了苗族村民潘希美老人的这样解释：“我们再过苗年时去敬菩萨，就是感谢天地万物对我们的保佑，我们的粮食才能得到丰收，我们的牲口才喂的好。”而书中图片上展示的丹寨县脚开苗寨的“土地菩萨”其实就是一块搭在山岩下的大石头。脚开寨敬菩萨的仪式过程还是有些复杂。之前要备好各种贡品，包括一只大红土公鸡，糯米制成的糯米饭或粑粑，一块刀头肉，两个以上染成红色的鸡蛋或鸭蛋；祭祀时要必备香、纸、烛。敬菩萨前还要先敬祭桥神，烧香的数量有讲究，而敬祭结束后，还要把两炷燃着的香带回去……这本书更多地采取一种科学实录的态度，所以见不到作者对这方面的推测和比较，多少令人有种好奇而不过瘾的遗憾，不过若是能因此抛出玉来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事实上越是仪式繁琐庄重的地方，背后应该越是有值得发掘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强制性特征的仪式有可能是神话和宗教的起源，也可能负载了历史、经济发展等印记。通过这些仪式和习俗，苗民们坚信，祖先一直在庇护他们，每年年节时都会回来与众人同欢庆。

（郭恒，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博士；蒙有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