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符号学视角出发，探讨了符号学与汉壮语文文件翻译的关联性，分析符号学理论在汉壮语文翻译中的应用，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翻译方法与策略系统，旨在深化对翻译本质和过程的理解。研究结果表明，符号学为汉壮语文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跨文化交际效果。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符号学与其他翻译理论的结合，以及其在新兴领域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符号学；汉壮语文；文件翻译；跨文化交际；符号转换；文本分析

引 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汉壮语文文件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作用和价值日益凸显。然而，传统的翻译研究多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对等转换，难以全面解释翻译过程中的复杂现象。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为汉壮语文文件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本文旨在探讨符号学与汉壮语文文件翻译的关联性，分析符号学理论在汉壮语文翻译中的应用，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翻译方法与策略。通过这一研究，期望能够深化对汉壮语文文件翻译本质和过程的理解，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提高翻译质量和跨文化交际效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文件翻译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需要，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汉壮语文文件翻译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汉族与壮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文件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翻译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研究如何提高汉壮语文文件翻译的质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实际应用的迫切需求。

一、符号学理论基础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考。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两位先驱：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这一理论为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奠定了基础。皮尔斯则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模型，将符号分为代表项（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这一理论为实用主义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框架。

（一）符号学的发展历程

1.早期符号学。符号学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符号上。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符号的本质和功能进行过探讨。他们认为符号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和交流的工具。

2.现代符号学的奠基。20世纪初，索绪尔和皮尔斯分别从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对符号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理论，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和系统性。皮尔斯则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模型，强调符号的动态性和解释性。

3.符号学的流派。20世纪中叶以来，符号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多个流派。结构主义符号学以罗兰·巴特和阿尔吉达斯·格雷马斯为代表，强调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和规则；实用主义符号学以皮尔斯和莫里斯为代表，关注符号的使用和解释过程；认知符号学则探讨符号与人类认知的关系，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西比奥克和佩尔·阿格。

A.结构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强调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和规则。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符号学分析，揭示了文本的多层次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格雷马斯（A. J. Greimas）则提出了符号矩阵理论，用于分析符号的对立关系和组合关系。

B.实用主义符号学：实用主义符号学关注符号的使用和解释过程。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关系模型强调符号的动态性和解释性，认为符号的意义是由解释者在具体情境中赋予的。莫里斯（C. Morris）则从符号的语用学角度出发，研究符号在交流中的功能和作用。

C.认知符号学：认知符号学探讨符号与人类认知的关系。托马斯·西比奥克（T. A. Sebeok）和佩尔·阿格（P. Auer）等学者通过研究符号的认知机制，揭示了符号在人类思维和交流中的作用。

（二）符号学的基本概念

1.符号：符号是携带意义的实体，可以是语言、图像、手势等。符号是符号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其本质是通过某种形式（能指）来表达某种内容（所指）。

2.意义：意义是符号所代表的内容，包括明示意和隐含意。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的使用和解释过程生成的，具有动态性和多样性。

3.代码：代码是连接符号与意义的规则系统，可以是语言规则、文化惯例等。代码为符号的生成、传播和解释提供了框架。

4.文本：文本是由符号组成的连贯整体，可以是书面文字、口头话语、视觉图像等。文本的意义是通过符号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环境生成的。

（三）国内符号学研究情况

1.发展历程。中国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国符号学研究开始成规模发展，起点较高，且在短时间内基本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起步阶段（1980-1986年）：发表论文约45篇，年均不足7篇。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符号学家理论思想的引介和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3年）：这一阶段发表论文约87篇，年均12余篇。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符号学作为方法论被应用于语言学、翻译、文学作品等领域。全面展开阶段（1994年至今）：至2000年发表论文约280篇，年均40余篇。符号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

2.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在符号学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涉及对符号学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的探讨。语言符号学研究：这是中国符号学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包括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再认识。文学符号学研究：涵盖对西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介绍与评论，以及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符号学应用研究：符号学思想和理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开展迅速，涉及领域多，成果显著。例如，在翻译、传播学、文化艺术等领域。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中国符号学研究在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色，特别是在艺术符号学的理论生产力和文本阐释力方面。

3.特色与不足。特色研究：中国符号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符号学思想、研究汉字的符号特征等。不足：一般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尚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4.未来展望。学科渗透：符号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将进一步增强，作为研究方法论和视角的作用不断加强，可能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国际融合：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逐步融汇到国际性研究中，与世界符号学研究水平靠近，并在许多领域站在研究前沿。文化研究前景：中国文化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文化、哲学思想和象形文字等领域蕴含极大研究潜力。构建自主理论体系：打破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宰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符号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符号学界的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符号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还在多个应用领域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未来，随着学科渗透的加强和国际交流的深化，中国符号学研究有望在国际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

二、符号学与汉壮语文翻译的关联性

符号学与汉壮语文翻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汉壮语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涉及文化符号的传递和解释。符号学为汉壮语文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和过程的理解。

(一)翻译中的符号学问题

1.符号的对等性：翻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符号的对等性。传统的翻译研究多关注语言层面的对等，而符号学视角则强调意义层面的对等，包括明示意和隐含意的传递。

2.符号系统的差异：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符号系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会影响符号的解释和转换。符号学方法可以帮助译者识别和处理这些文化差异。

3.多模态符号的转换：现代翻译实践中，文本往往包含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模式。符号学方法有助于分析这些不同符号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策略。

（二）符号学对汉壮语文翻译研究的贡献

1.拓展研究视野：符号学将研究范围从语言层面扩展到更广泛的符号系统，为汉壮语文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2.提供分析工具：符号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符号类型分析、符号功能分析和符号系统比较等，有助于深入研究翻译中的各种符号现象。

3.促进学科交叉：符号学促进了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文化研究、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等，为汉壮语文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

三、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翻译方法

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翻译方法主要包括文本分析、文化符号解读和符号转换策略。文本分析是翻译研究的基础，符号学方法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文本分析

1.符号结构分析：符号学文本分析强调符号的多层次意义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在汉壮语文翻译研究中，可以使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原文和译文的符号结构，比较两者的意义表达方式。

2.多模态符号分析：现代文本往往包含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模式。符号学方法可以帮助分析这些不同符号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策略。

（二）文化符号解读

1.文化特定符号：在汉壮语文翻译研究中，可以使用符号学方法分析原文中的文化特定符号，如典故、习俗、价值观等，研究这些符号在目标文化中的可理解性和接受度。

2.符号的文化功能：符号学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符号在文化中的功能和作用，从而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例如，对于具有强烈文化特色的符号，可以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符号的特色；对于可能引起文化冲突的符号，可以采用归化策略进行调整。

（三）符号转换策略

1.符号转换的类型：在翻译实践中，可以根据符号的类型和功能选择不同的转换策略。例如，对于具有强烈文化特色的符号，可以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原符号的特色；对于可能引起文化冲突的符号，可以采用归化策略进行调整。

2.多模态符号转换：符号学方法还可以帮助处理多模态文本中的符号转换问题，如文字与图像的配合、版面设计的调整等。

四、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文件翻译实践

符号学视角下的汉壮语文文件翻译实践案例分析可以从法律文件、政府公文和文化遗产文献三个领域展开。在法律文件翻译领域，符号学方法有助于处理法律文本中的专业术语和符号系统。

（一）法律文件翻译

1.法律术语的符号学分析：法律文本中往往包含大量的法律术语和符号，这些符号在汉壮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可能存在差异。使用符号学方法可以分析这些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

2.案例分析：“契约”，是一种法律术语，在大陆法系中，它通常被称为合同。

从结构上看，“契约”是一个复合词，由“契”和“约”两个语素组成。“契”：在古代汉语中，“契”指合同、券契，是一种书面的约定或凭证，通常用于证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约”：表示约定、承诺，是一种双方或多方达成的共识，强调双方的意愿和义务。二者结合，“契约”表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用于规范双方或多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结构反映了汉语中复合词的组合性，即通过组合两个语素来表达一个更具体的概念。

从功能上看，“契约”在《民法典》以及社会生活中具有规范交易行为、保障当事人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等重要的法律功能以及增强社会信任、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的社会功能。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契约”作为一种价值符号，通过语言的形式，将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具有以下符号学功能：

A.符号的构成。能指，“契约”作为一个符号，其能指是“契约”这个词语本身，包括它的发音、书写形式等。例如，“契约”在汉语中由“契”和“约”两个字组成，这两个字的组合形成了“契约”这个符号的能指。所指，“契约”这个符号的所指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即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用于规范双方或多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它强调双方的意愿、诚信和法律责任。

B.符号的功能。表意功能，“契约”作为一个符号，能够表达一种特定的意义，即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议。通过这个符号，人们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承诺。例如，当人们签订合同时，这个符号清晰地传达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交流功能，“契约”作为一个符号，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这个符号，人们可以相互理解和认同，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例如，在商业交易中，契约是双方沟通和协商的重要工具。规范功能，“契约”作为一种法律符号，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法律要求。通过契约，法律能够对社会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维护社会秩序。例如，《民法典》通过规定契约的订立和履行规则，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由于汉族与壮族文化背景差异，“契约”这个词语在壮语中有“mbawheiq/heiq/habdoengz/iekdingh”多个对应词（《法律汇编2019》）。一般来说，“iekdingh” 用于非正式协议：如口头承诺、口头协议、意向书等。“Mbawheiq/heiq/habdoengz” 是最常用的翻译，泛指所有类型的契约或合同。“Mbawheiq/heiq/habdoengz”这几个词是法律术语，强调双方或多方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适用于商业合同（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和法律文件。在法律条文中，“mbawheiq/heiq/habdoengz” 是标准用词，用于描述任何形式的契约关系。

3.多模态符号的处理：法律文本中还可能包含图表、公式等多模态符号。符号学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这些符号在汉壮语言转换中的一致性和可理解性。

(二)政府公文翻译

1.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的处理：政府公文通常包含大量的文化特定符号和政治术语，这些符号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使用符号学方法可以分析这些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研究它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

2.案例分析：

A.小康，《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小康”一词的翻译。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小康”不仅是一个语言符号，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了汉族文化中对和谐、稳定、适度富足生活的理想追求。在壮语中没有与汉语的“小康”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对应的词语，因此采用音译的方式将其翻译为“siujgangh”，既保留了原文的精确性，又符合原词的文化特色。

B.民生，根据《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内容，“民生”一词共出现了21次。从结构上看，“民生”是一个复合词，由“民”和“生”组成。“民”表示人民，“生”表示生活、生存。这种结构反映了汉语中复合词的组合性，即通过组合两个语素来表达一个具体的概念。从功能上看，这一词语在报告中多次出现，其功能是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符号，传递政府对人民生活的关注和保障。它体现了汉族文化中“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这种价值符号通过语言的形式，将政府的政策目标与民众的实际需求联系起来，增强了政策的亲和力和可信度。同样，壮语中没有与汉语的“民生”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对应的词语，所以就采用音译的方式将其转写为“minzswngh”。

（三）文化遗产文献翻译

1.历史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处理：文化遗产文献通常包含大量的历史特定符号和文化术语，这些符号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使用符号学方法可以分析这些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研究它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

2.多模态符号的处理：文化遗产文献中还可能包含图像、版式等多模态符号。符号学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这些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效果。

五、结 论

本研究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了汉壮语文文件翻译实践的理论、方法和策略。研究表明，符号学为汉壮语文文件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和过程的理解。符号学方法在文本分析、文化符号解读和符号转换策略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能够有效提高翻译质量和跨文化交际效果。通过法律文件、政府公文和文化遗产文献等领域的案例分析，展示了符号学理论在汉壮语文文件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未来研究方向。符号学与其他翻译理论的结合，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符号学与其他翻译理论的结合，如认知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等，以构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翻译研究框架。符号学在新兴领域的应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符号学方法在机器翻译和本地化等新兴领域的应用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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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