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四)壮语词源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不多,研究内容集中在词汇的来源和产生等:
覃凤余认为壮语有一个由指示词(Demonstrative)语法化而来的后置定语标记,语法化动因是:NP+VP/NP+NP,有主谓和定中两种结构解读,而NP+VP+D/NP+NP+D只有定中一种解读,指称非定指时D演变为定语标记。CL+N+D是NP+NP+D的一种常见格式,CL+N本身就含有“一”。CL+N+D表不定指时,D向数词“一”演变。目前,壮语所谓“一”还是地道的数词。(见《壮语源于指示词的定语标记:兼论数词“一”的来源》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3年第6期)
吕嵩崧综合语言学及驮娘江周边相关的民俗、历史等文化信息,认为从词源意义上来看,“驮娘江”应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文象水”:驮为壮语“河”的音译,文为壮语“液体冒出”的记录,“象”与“娘”为壮语“红色”的记音,两个名称是同一条河的不同时代的壮语音译。(见《“驮娘江”考释》一文,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覃正揭示了桂东南大容山的“容”字的族属与音义:大容山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壮族先民用本民族语言命名的山名,“容”是壮语“空”的近音字,壮语“大”义。(见《桂东南大容山的“容”字音义溯源及其它》一文,载于《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王丹归纳出壮语宗教文化词语的3种主要产生途径:一是词语重构,即按照壮语语法规则,将壮语一般词语重组,赋予其特定的宗教意义;二是词义引申,即在壮语固有词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新的词义,来指称与宗教相关的特定对象;三是外来借用,即借用汉语词并加以改造和创新,创制出契合壮族宗教文化特征的词语。(见《从壮族麽经看壮语宗教文化词语的产生途径》一文,载于《民族翻译》2023年第2期)
(五)壮语外借词研究
这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研究内容集中在外借词的来源、演变、声调、书写方法等:
马菁屿、吴雅萍认为壮语中有关经济贸易活动的词汇绝大多数是汉语借词,并推测,壮族地区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应该是在汉族商人进入壮族地区以后形成的。(见《壮语中反映经贸活动的汉语借词》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5年第5期)
吕嵩崧认为靖西壮语汉语老借词thok7 “着”可充当实义动词“使……附着”、被动标记和词内成分,其用法远少于北部壮语中同样是汉语老借词“着”的tɯk7/tɯk8(见《靖西壮语的汉语老借词thok7“着”》一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并认为西部壮语具有“‘遭受’义→被动标记”多项意义和功能的语素ŋaːi2是汉语借词“捱”,与广西部分汉语方言“捱”的功能高度一致。ŋaːi2的借入,使西部壮语中“‘遭受’义→被动标记”多功能语素发生更替,并影响了某些词项的演变过程及语义演变(见《西部壮语多功能语素ŋaːi2》一文,载于《语言研究》2024年第2期)。
潘立慧通过分析ho3、ɕaŋ2、joŋ6、hei5四个壮语词汇,发现ho3来自汉语“苦”,在壮语中演变为情态动词“需要、必须”;ɕaŋ2来自汉语“曾”,在壮语中表示“未曾”;joŋ6借自汉语“用”,在壮语中表示“不用、别”;hei5(气)借自汉语“气”,在壮语中演变为动词“担忧、忧虑”。认为这是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异。(见《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异:汉语借词在壮语中的后续性演变》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韦亮节发现忻城县思练镇壮语新借词主要借鉴柳州话,读音与用法上似汉还壮。认为壮族文化的包容性、壮汉等民族间的频繁交往交流交融是壮语新借词出现的原因,它既可揭示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历时性,又可丰富壮族语言文化的表现力。(见《似汉还壮:思练壮语新借词探析》一文,载于《贺州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其他重要成果还有:
韦彩珍著《壮语新汉借词中古入声字的声调》。(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4年第3期)
顾先璧著《壮语汉借词书写方法探讨》。(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4年7月30日第7版)
黄青霞著《壮语吸收外来新词术语的方式》。(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6年1月13日第7版)
蓝盛著《从声调系统看壮族〈董永孝唱〉文本汉借词》。(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9年第6期)
梁生、龚永樱、刘燕钰著《湖南清塘壮语的古汉语借词探微》。(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4年 6月19日第7版)
(六)壮语名称词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在称谓词、地名词和动植物词研究三方面:
1.称谓词研究方面
曾曼丽分析总结出武鸣县马头壮语亲属称谓的特点:可一词多用,以后缀区分;父辈称谓重视长幼区别;以“ta6”“tak8”区分性别;“me6”“koŋ1”有时可用作前缀。(见《武鸣县马头壮语亲属称谓词研究》一文,载于《钦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龙国治、潘悟云从语言学角度对壮族族称进行解释,认为其中的一些名称实际上是语言演变造成,包括自称“夷”发展来的“夷”“俚”“黎”“代”“岱”;从处所词“峒”发展来的“撞、獞、僮、仲”,从处所词“雒”发展来的“土、沙、埌、央”,从复数词尾发展来的“僚、饶”。(见《壮族族称考》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吕娜分析归纳出武鸣壮语亲属称谓的独特之处:语义方面,武鸣壮语亲属称谓不区分直系和旁系、血亲和姻亲等,晚辈亲属称谓不区分性别,长辈亲属称谓区分年龄长幼等;语用方面,对称和引称表现出较大差别,一些习惯称和“从幼称”是武鸣壮语亲属称谓中较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认为古老的婚姻形式、母系社会的遗韵、尊重女性和尊老爱幼的文化传统、与汉语的长期接触等是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见《武鸣壮语亲属称谓研究》一文,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黄海暑认为宁蒗壮语亲属称谓系统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类型特征,其在语言接触环境下会产生变异。(见《宁蒗壮语亲属称谓探析》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其他重要成果还有:
韦苡旭著《壮语方言亲属称谓历时比较》。(载于《美与时代(下)》2013年第1期)
黄彩庆、潘贵达著《壮语头塘话亲属称谓探究》。(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4年第2期)
蓝明生著《壮族族称与壮语的关系研究综述》。(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6年第6期)
陆晓珍著《壮民族敬谦称谓探究》。(载于《文学教育》2017年第8期)
滕济民、唐七元著《南宁百济壮语亲属称谓词及语义特征分析》。(载于《文化与传播》2021年第6期)
2.地名词研究方面
侬常生发现云南省壮族侬支系称文山州广南为taau4,与唐朝岭南道的“道”字具有音义对应关系,认为它是台语中的中古汉语借词,源于唐朝岭南道等政区名称中的“道”字,中古汉语词“道”在台语里最早用来指羁縻地区的世袭首领。(见《云南省壮语地名taau4(道)源流考》一文,载于《民族语文》2014年第1期)
卢勇斌认为壮语地名景观的立名、更名和汉译名均有雅化趋势,其中,壮语地名的汉译雅化现象尤为明显。(见《壮语地名景观雅化初探》一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蒙元耀、李彬彬发现汉文典籍中收录的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认为齐头式是壮语地名最显著的特色,壮傣语支民众居所分布的地名应是百越人地名命名方式的继承;壮族地区的地名通名具有一致性和承接性,现代壮族的主体应是骆越人的直接后裔。(见《广西地名中的骆越印记: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三十三》一文,载于《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李涵旭发现隆安县双音节壮语地名可以分成附加式、联合式和偏正式3种类型,以方位词作为附加成分的三音节地名较为常见,四音节地名的形式通常是“双音节+新村(mbanjmoq)”;自然地理类地名的命名与当地的山、田地、水、动物和植物有关,体现隆安县的自然环境特征;人文社会类地名的命名与当地的基础设施、村落、姓氏、传说故事以及对某物的情感评价等方面有关,体现隆安县的的社会文化特点。隆安县壮语地名蕴含着同姓壮族人聚居文化、铜锣文化、铜鼓文化以及移民文化等多彩的壮族文化特征。(见《隆安县壮语地名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其他重要成果还有:
张弛著《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地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良元著《广西靖西县壮语地名初探》。(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梁新勇著《扶绥县壮族村屯名称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6年1月6日第7版)
蔡梦月著《云南河口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解读》。(载于《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6年第7期)
罗凤伦著《基于GIS的广西北部湾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分析》。(载于《大众科技》2017年第2期)
罗凤伦著《GIS支持的广西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分析》。(广西师范学院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吕玉洁著《环江壮语地名文化初探》。(载于《三月三·壮文版》2018年第6期)
马显彬著《“麻章”地名考释》。(载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何彦珏、刘方富著《广西“那”字组合地名的分布特征及其文化意蕴》。(载于《广西地方志》2019年第4期)
卢奋长著《南宁市西乡塘区乡镇壮语地名初探》。(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0.1.15日第7版)
黄绍光著《广西河池地区壮语地名分类探微》。(载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苏巧龙著《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谈壮语地名》。(载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苏巧龙著《从语言视角下谈广西金秀“六+X”地名》。(载于《中国地名》2020年第7期)
陈俊宇著《粤西多元文化下的壮族史诗遗存:壮语地名视角下的“云浮”图像》。(载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韦孟伶著《武鸣两江壮语地名初探》。(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21年5月19日第7版)
罗小倩、李文波、玉雯华、颜佳宁、梁子华著《浅析广西南宁壮语地名文化内涵》。(载于《散文百家·理论版》2021年第10期)
黄善、韦香利、陈艳由、胡世龙、宰晓娜著《“文化自信”背景下壮语地名规范化研究:以崇左市为例》。(载于《大众标准化》2021年第11期)
许小红、王倩、甘永萍著《边境地区壮语地名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崇左市为例》。(载于《南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李涵旭著《壮族地区山名探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为例》。(载于《对联》2023年第6期)
屠娉婷、莫媛媛著《基于稻作文化下的“那”字壮语地名空间结构特征研究》。(载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年第19期)
王倩、蒙尉兴著《乡土乡村乡愁:居民点壮语地名文化内涵初探:以崇左市为例》。(载于《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年第19期)
3.动植物词研究方面
蒙元耀归纳总结出壮语植物是以用途、形状特征、颜色、气味、味道、收获时节及专名译自汉语等方式命名,并分析了壮语植物名称的古老性、方言地域性和多音节性等特点。(见《壮语植物名称的结构与分类特点》一文,载于《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6年第1期)
覃彬刚认为壮语食用植物是根据植物外部的形状、颜色、气味、用途、内在属性以及生长季节、所处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命名。这些命名一方面是根据植物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是着眼于壮族选择植物的特征作为分类、命名时的动机。在壮语食用植物词汇中,合成词的数量远超单纯词,偏正式造词法多于其它造词法。壮语食用植物的命名反映了壮族人认识事物的褒贬色彩、民间信仰和思维方式。(见《壮语食用植物的命名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陆晓珍将壮族嘹歌植物类词汇的命名分为借词和本民族固有植物词两类。其中借汉词汇以借语音为主,它体现了汉族人给事物命名的思维模式;而壮民族固有的植物类词汇的命名则是依据植物的形状和特征进行命名,说明自古以来壮族地区不仅植物丰富多彩,而且壮族人民早就懂得利用这些植物维持生计。(见《壮族嘹歌植物类词汇命名考略》一文,载于《文学教育》2018年第2期)
韦景云发现壮语“玉米”方言词众多,主要有“皇帝”和“御米”两大义项,并呈“一南一北”分布态势。认为壮语“玉米”方言词的传播扩散与“改土归流”政策、当地山川走势、壮族支系分布和行政区划设置等因素有关。方言词分布格局表明,“玉米”传入壮族地区时可能有陆上和海上两个通道。(见《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一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七)壮语熟语研究
该研究内容主要是壮语熟语的结构、韵律、文化内涵、修辞特征和手法等:
李秀华认为,在结构上,壮语谚语有单句式和多句式两种,它们结构简单,句式简洁,以通俗易懂的词语表达深刻的道理;在修辞上,壮语谚语善押韵,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因而具有独特的韵律美,便于诵读、易于流传;作为生产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壮语谚语是壮族人民劳动经验、处世之道、社会生活及审美价值的生动体现。(见《壮语谚语的结构、修辞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探析:以广西靖西县果乐乡壮语谚语为例》一文,载于《文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李锦芳、姜亚飞发现定安壮语的熟语谜语大多为五言句、押腰脚韵、采用多种修辞手段、保留了部分古词语,认为这些熟语谜语不仅展示了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还折射出丰富的壮民族文化内涵。(见《定安壮语的熟语谜语及其语言特点》一文,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陆晓珍分析归纳出壮语谚语隐喻的直观、具体、传神特征,壮语格言警句隐喻的内容丰富、哲理性强、表达方式独特特征,壮语歇后语隐喻的含蓄、形象特征,以其壮语熟语隐喻的文化生成和道德生成,帮助人们更全面、直观地了解壮族的历史文化。(见《壮语熟语隐喻研究》一文,载于《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卢春艳归纳出壮语涉医熟语隐喻主要有喻体、本体和喻底同现、喻体式隐喻、本体式隐喻、喻底和喻体同现共五种语义结构类型,总结出壮语涉医熟语隐喻具有的矛盾性、固定性、模糊性、系统性、局部性、方向性、多样性、发散性等语义特征,并分析了壮语熟语中以形状特征、气味、味道、颜色、功效、产地(来源地)、动物名、动作行为、其他方式等部分涉医词汇命名的来由,认为壮语涉医熟语蕴含着很多珍贵的医药知识和治病救人的药方,其隐喻是壮族人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是壮族人思维的一种方式。(见《壮语涉医熟语的隐喻研究》一文,广西民族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韦亮节认为壮语中含有大量与稻作有关的熟语,可通过这些熟语探知壮族稻作综合体一些表征:由含“naz”熟语看出壮族人的“那”情结,由含“haeux”熟语看出壮族人的“糇”本位,由含“vaiz”熟语看出壮族人的“犩”崇拜,由其他熟语看出壮族人对天气象和农时的重视等。(见《由熟语看壮族稻作综合体》一文,载于《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