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语法化问题备受关注。壮语语法化研究虽然起步晚，但也有一些成果。本文拟就CKNI中文期刊网搜集的24篇论文，具体从研究路径、动因和机制这三方面，对壮语语法化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壮语研究做出些许补充。
【关键词】 壮语 语法化 综述 研究路径 动因 机制
引言
语法化研究，是当前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即把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重新结合起来，其着眼点是从语言的历时演变解释语言的共时平面上的变异。壮语属于汉藏语系语言，理应与汉藏语言有某些共同的语言演变规律。此外，壮语还是一种独立语言，也应有自己的某些发展演变的规律。因此，通过对壮语语法化现象的研究，可以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窥探壮语发展演变的一些历史规律。
一、语法化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实在意义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例如汉语“把”“被”“从”等原来都是都是有实义的动词，现已虚化为介词。（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作为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语法化历来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直接跟语言的演变相关。
国际上认为，最早关于语法化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即A.Meillet创造并使用。而实际上，早在13世纪的中国，人们就已注意到汉语中实词虚化的现象。国内现代意义上语法化的研究，始于1994年。自1994年沈家煊与孙朝奋分别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上发表文章初次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最新成果以来，汉语语法化的研究引起了汉语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各类有关专著、论文层出不穷。据统计，1994-2006年，《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这5种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研究汉语语法化论文共87篇，出版了包括沈家煊等编著的《语法与语法化研究》，李讷、石毓智的《语法化的历程》等在内的至少6部专著。（王珏.《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专题、理论与方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语法化研究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汉语语法化理论全面发展起来。
语法化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不仅使得我们对某些语法和规律现象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解释，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语言学的研究。
二、壮语语法化研究
我国学者对壮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而壮语语法化现象，则是近些年才受到学者们关注，着实“年轻”。如黄平文的《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壮语的演变的阐释》（2010），通过对“的”字结构的借入与句式的变化、系动词的借入与判断句的变化、序数的变化、趋向补语的出现和发展这几个角度的描写与解释，梳理了壮语语法化的一些规律；何霜的《忻城壮语语气词研究》（2011），论述了忻城壮语常用的四个语气词：koːn231 、 kwa33/kwə22 、teː m32、 pai32，从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和语音变化等方面，探析了其语法化现象。此外，韦景云、何霜、罗永现的《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只在其第五章四节概述了燕齐壮语动词语法化的情况，包括：ʔjou5、kwa35虚化成介词的现象、动因和机制。
总之，目前还是缺乏对壮语语法化研究的成系统的著作，多是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相对于汉语研究成果来说，壮语语法化现象的研究还仅仅是起步阶段。
本文选择CKNI中文期刊网，输入关键词“壮语”和“语法化”，对其中的论文进行穷尽式收集与甄别，共搜集到关于壮语语法化的相关论文24篇，主要出自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以下，笔者将分别从语法化的研究路径、动因和机制三方面对搜集到的壮语语法化研究进行综述，从而使人们对壮语语法化研究现状有更为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一）研究路径
沈家煊认为，研究语法化这个历时的过程有两条主要的路子：一条是着重研究实词如何虚化为语法成分；另一条着重考察章法成分如何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在笔者搜集到的24篇关于壮语语法化的文章中，绝大部分是研究实词虚化。
就前者来说，是偏重于从人的认知规律来探究语法化的原因。例如，何霜的《壮语“kwa33”（过）的语法化》（2006），论述了壮语“kwa33”作谓语是最初的用法，做趋向补语、介词、体标记和语气词是动词语法化的结果，其语法化的路径为：动词—趋向补语—介词—体标记—语气词；何霜的《忻城壮语“jɯ33”的语法化》（2007），论述“jɯ33”由一个表示“在、居住”意义的动词虚化为两个语言成分：一是介词,二是进行体的标记；何霜的《忻城壮语语气词koːn231的形成》（2008），论述了语气词koːn231是表示时间或次序先后的名词koːn33(前)语法化的结果,它的语法化路径是:名词koːn33→副词koːn33→体标记koːn33→语气词koːn231。这样的语法化历程，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即人的认知过程是以人类自身认知为中心，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
而后者，偏重于从语用和信息交流的规律来探究语法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的研究来说明壮语语法化路径的文章，相对较少。例如，何霜在《忻城壮语语气词ko:n231》（2008）中，论述了ko:n33放在动词后面除了做副词，表达时间上的先后概念外，还可以表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继续某种动作，并带有失陪遗憾”的意义，被看作持续体标记；罗聿言的《论巴马壮语词缀ku:k10-的形成》（2014）,其论述了巴马壮语词缀ku:k10的语法化路径：动词ku:k10→词缀ku:k10，演变为充当前缀的构词成分。
（二）动因
经过分析，笔者总结出目前研究中壮语语法化的动因主要有四个：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改变、语用因素、语言接触。
（1）句法位置的改变
就多数情况而言，改变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改变而诱发的。汉语的虚词多数是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如果某个动词不用于“主-谓-宾”格式，不是一个句子中唯一的动词，并经常充当次要动词，那么，它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后，语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3））换句话说，由于其常充当次要动词来使用，因此其所介引的成分在句子的句法语义成分里并不是中心成分，这样会变得越来越不突出，意义也是越来越弱，从而导致语法化。因此，句法位置的改变、结构关系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影响。
黄平文的《隆安壮语“pai24”的语法功能分析》（2009），对隆安壮语“pai24”一词进行共时分析，其中论述了“pai24”作为语气词时，句法位置是改变是词汇语法化的诱因，它促使其从动态助词向语气词转化。他认为，位置的后移是语气词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占据句末位置的语气词又引起了语义的变化，词义的不断抽象化，最终导致“pai24”的语法化。
（2）词义的变化
句法位置与结构关系的改变会引起词义的变化，导致实词的语法化；同样，词义的演变、虚化，也会引起词的功能的改变，使之用于新的语法位置、结构关系上，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虚词。（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3））词义变化也是影响词汇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因素，罗聿言在《论巴马壮语词缀kuːk10-的形成》（2014）中，论述了“kuːk10+动词”与“kuːk10+名词2”或“kuːk10+动词3”的情况相似，都是做一系列相似或相关的事情的总括，而“kuːk10”能在概括性较高的名词或动词前这个位置出现，正是因为自身意义的虚化。
（3）语用因素
语用，也是一个重要动因。语言是人类进行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语法化要变成现实，还得重复使用，需要语用的固化作用。语用固化，指的是某一单位通过在类似语境中的反复出现，从而在该类语境中具有相对固定的用法。
黄平文的《壮语词语ta2的语法化分析》（2017）论述了壮语“ta2”作“连”义的语法化历程，认为随着ta2使用频率递增，其意义开始逐渐抽象化，不仅表示到达具体的某个地点或时间点，也可以通过“ta2+NP”的结构，表示连续不断之义。随着“ta2”作“到”义的普遍运用，“ta2”开始进入连动句。
（4）语言接触
语言是社会的语言，没有一种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与其他语言发生接触。除了以上原因，语言间的接触这种社会因素也需要和应该被考虑进去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因素在壮语语法化研过程中，影响不小。
韦茂繁的《都安壮语te:42的语法化分析》（2010），论述都安壮语te:42的语法化是复制汉语“被”字的语法化过程，是由于语言接触导致的语法化；吕嵩崧的《靖西壮语nai33的语法化》（2015），论述了靖西壮语的nai33有六种功能:“得”义主要动词；动相补语/完整体标记；能性补语；状态/程度补语标记；能性补语标记；被动标记。前五项功能与汉语“得”的功能一致，靖西壮语nai33的语法化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吕嵩崧的《壮语德靖土语近指指示词的演变—基于语言接触的视角》（2019），论述了壮语德靖土语近指指示词kei5，是从平话借入的“个”,从固有词ni4虚化的ni0仍具有近指指示词功能，并讨论了ni0的语法化及其与另两个近指指示词kei5和tən4功能的差异及成因,认为kei5的借入及与此相关的演变属接触引发的演变。
当然，语法化是个复杂的过程，可能是一种动因，也可能是两种，或者更多。亦有将上述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壮语语法化现象的，如覃晓航在《壮语动词语法化探因》（2006）一文论述中，认为壮语动词语法化的主要因素是句子的分裂、与词义相结合的句法变化、语法意义的转移，是共同其起作用的结果。
语言现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现象，语言学除了关注本体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要探究语言系统与人、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壮语语法化动因的探析，不仅从句法位置的改变和语义的变化两方面探析，还从语用和语言间的接触这两方面进行论述，较为全面。这不仅丰富了壮语语法化研究，同时也意味着对壮语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三）机制
通过分析，笔者总结出目前研究中壮语语法化的机制主要有四种：隐喻、泛化、类推和重新分析。
（1）隐喻：是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现在常说成是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J］.当代语言学，1998，（4））
何霜的《忻城壮语情态动词ʔdai231语法化的类型学考察》（2018），在分析ʔdai231做谓语动词时，论述了“具体获得”义是其语法化的源头，由“具体获得”义语法化为“抽象获得”义，即由具体的“获得”概念映射到抽象的“获得”概念，这一演变，正是隐喻机制起的作用。
（2）泛化：是一个实词的语义成素部分消失，从而造成自身适用的范围扩大。（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J］.当代语言学，1998，（4））
何霜的《忻城壮语情态动词ʔdai231语法化的类型学考察》（2018）一文中，在分析ʔdai231做情态动词时，ʔdai231由“人的内在能力”义又引申出“外在的客观条件”义， 逐渐引申出动力情态中的另一类型，即“中性（条件）类”，是由于泛化机制的作用。
（3）类推：是一个语法格式的表层形式的变化，不会马上带来深层结构的改变，它是对业已形成的句法规则的推广和应用。（石智毓，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何霜的《忻城壮语情态动词ʔdai231语法化的类型学考察》（2018），论述了ʔdai231作情态动词时，表示“许可”义，属于道义情态，是说话人从情理上不允许，它逐渐从“中性条件”演变出“道义许可”这一意义就是类推机制的结果。
（4）重新分析：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进的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语法现象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黄阳，郭必之的《壮语方言“完毕”动词的多向语法化模式》（2014），连词动词演变成承接连词是由于重新分析；梁敢的《武鸣壮语“名词＋na2（每）”结构的词汇化及相关语法化》（2014），论述了武鸣壮语na2(每)在“名词+na2”结构中的词汇化，他认为na2来源于壮语ta2(到)，经同化、重新分析而成；朱婷婷的《广西田阳壮语“po4(放)”的语法化》（2015），论述了当“po4(放)”的“达于某一点”义发展为“到达”或固定状态义时，“po4(放)”由终点/方向格介词被重新分析为动态助词；当“S+（O1）+V2+O2”结构中的“O2”扩展至指人名词时，“po4(放)”由终点/方向格介词被重新分析为与格介词。
在探索壮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什么诱发了壮语语法化，及其机制是什么？前辈们对这一疑问，做出了一些回答，如上。这也是他们对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壮语发展演变规律做出的贡献，虽论述成果单薄。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不能说每个语义演变的过程就单只存在一种语法化的机制，隐喻、泛化、类推和重新分析过程都有可能始终贯穿在整个语法化的过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如王英远的《壮语性别词缀的语法化现象》（2015），从对壮语性别词缀的来源及语义发展情况的详细描写，探讨壮语性别词缀由实词到语法标记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主要存在着泛化、隐喻及类推的语法化机制。
三、结语
诚然，就目前的壮语语法化研究来说，起步时间晚，成果并不多，但前辈们在研究路径、动因和机制方面都有进行论述，是尝试，也是突破。而能用语法化理论解释壮语研究的一些问题，着实令人欣喜，亦值得期待。这不仅是为壮语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反过来，也为整个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激情。
壮语进行语法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可给壮语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历时和共时从来都不是语言自身的两个平面，而是属于语言研究的两个平面。共时变异从历时角度能得到最好的解释，语言变异的规律用语法化的观点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扩展我们的视野，探索实词虚化的规律，除了让我们对壮语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外，同时会对语法化研究和整个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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