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是一项由政府主导、专家支撑、社会参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作为组成部分之一，广西启动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工作，并将数字化技术引进该项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聚焦为深化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感和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感。随着人们对语言认识的深入，逐渐认识到语言是一种有价值的、可利用的、能发展的社会资源。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语言的消亡就是民族文化的消亡。数字化语言文化典藏工作及其成果不仅为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提供了新方法，而且为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新平台，为深化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新途径，从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数字化技术；语言文化典藏；活态语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语言资源丰富、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56个民族语言中,包含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5大语系，目前我国已经识别的语言共计130余种。除回族、满族已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我国现存还在使用的传统文字有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傣、拉祜、景颇、锡伯、俄罗斯等17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壮、布依、侗、苗、瑶、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等民族共新创制了16种拼音文字，共计30多种文字。所有这些文字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记录系统。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本文围绕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和传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为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提供新的途径，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讨。

二、我国数字化语言文化典藏工作的成就

这里的“数字化”是指基于计算机为载体，将采集到的图、文、声、像等各种目标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由于在运算、存储和传输过程中需要借助计算机对目标信息进行编码、压缩、解码等技术，因此，也称为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数码技术或数字控制技术等。2011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把“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列入《201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指南》，北京语言大学在竞标中获得通过。他们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一）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了《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教语信[2015]2号），计划在2015—2020年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为核心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计划用5年的时间完成1500个地点的语言方言调查（其中汉语方言1080点，少数民族语言420点）。除了田野调查以外，工程还将利用网上在线采录、已有资源汇聚等方式持续收集、整合语言资源数据。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活态语料。在成果开发应用方面，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已于201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初步建成我国多媒体语言数据库。至2017年底，语保工程已完成1073个调查点，占全部1500点的72%。2017年12月15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在北京首发出版。丛书共计20卷，涵盖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汉语方言和怀集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创新与存史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1]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是地域文化、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文明和保持文化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广西启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工作

作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组成部分之一，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工作起步比较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及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负责开展培训、指导、检查、验收等相关工作；有关市、县（市、区）民宗委（局）组建工作机构，配合调查专家团队具体实施。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于2021年4月分别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和武鸣区召开了“广西少数民族语文化典藏工作座谈会”，共同讨论了项目实施、任务分工等问题。当地党委办公室、宣传部、民宗局、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教育局、融媒体中心、文化馆、有关乡镇政府、有关学会组织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达成了共同全力推进项目的共识，正式启动了“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环江毛南语”“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金秀瑶族勉语”和“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武鸣壮语”3个典藏项目。2022年又增加“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隆林彝语”和“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典藏·融水苗语”2个典藏项目。每一个调查点都严格按照《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制定的调查、语料整理、图册编写、音像加工、资料采集工作统一技术规范。在流程上做到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分阶段稳步推进项目进程。计划每一语种用2-3年的时间完成。逐年增加世居民族语言方言调查点。对调查点范围内的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等9个大类精选出调查条目，充分利用文字和音标记录、录音、摄像、照相等多种数字手段，对所有调查条目的方言说法进行录音，对部分方言文化现象（如宗教、婚礼、丧礼、节庆、民歌、曲艺、戏剧，工匠手艺）等活动进行摄像，对所有调查条目对应的实物进行拍照。目前，各项目组正深入村寨，紧锣密鼓地开展调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数字化语言文化典藏为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提供了新方法

“我们所说的‘语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典藏’是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保存和展示。”[2]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交流频繁，在“语言竞争”中致使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交际功能日渐衰退，甚至消亡。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无文字民族来说，他们的文化主要是口传文化，他们的语言一旦消亡，其文化也将随之消失，这无疑将给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有效地对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一直是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语言专家受限于时代，主要是依靠口耳辨音、纸（卡片）笔记录采集方法，对有声语言来说，只是保留了语言符号，无法保存活态音像语料。正如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曹志耘教授所说，“那些世代相传的山歌、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更是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而它们无疑是方言的重要成分，更是地域文化的精华。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拿着字表、词表去调查方言，那些丰富而生动的方言文化现象往往被忽略了。”[3] 传统的记录方法和保存方式存在诸多缺陷，达不到全面有效保护和传承的目的。直到21世纪，数字技术因其所具有的平台超大存储空间、多元化传播和应用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和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文化的保存和保护。2015—2020年实施的“语保工程”，使我国各民族语言调查获得重大进展，通过数码技术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活态语料，初步建成了多媒体数据库，对保护、保存、传承我国各民族语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过去单纯文本的记录向图、文、音、像四位一体化记录发展，传统的实物展示向3D动画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正是根植于中华沃土上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语言文化典藏增值利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提供了新方法。

四、语言文化典藏为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新平台

所谓“数字化语言文化典藏”就是指将采集到的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目标信息转化为数字化信息；利用出版“平台+二维码”融合线下和线上阅读方式为读者呈现各民族活态语言文化。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是通过项目组成员深入乡村田野，按照北京语言大学曹志耘教授专门编写出版的《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统一技术规范采集数据。从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等9个大类来筛选调查条目。对每一个调查条目都请本民族发音人到录音棚进行对口型录音摄像、国际音标记音、对应实物拍照、条目解释。对部分方言文化现象本身（如婚礼仪、丧礼、节庆、民歌、曲艺、戏剧、工艺制作等）进行摄像采集。比如毛南族举办大型还愿（肥套）仪式，全程时长3天3夜。调查人员在当地项目组成员的协助下，经过反复与举办主家协商，又征得领班道公的同意后，带着沉重的设备冒雨进村拍摄，与道公们同吃同住3天3夜，5人分2组轮流拍摄，终于顺利完成了毛南族还愿（肥套）仪式的全过程拍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28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我们在采集到第一手活态语料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语言文化学术成果，点点滴滴最终汇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数据库采录、展示平台，以数字化形式贡献给全世界的人们共享。《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为促进我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为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新平台。

五、语言文化典藏为深化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新途径

语言是人类主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文字作为沟通介质，是达成理解、形成认同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家庭成员之间语言种类繁多，沟通理解、团结互助都需要共同语言的交流。图文并茂、EP同步是《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这套数字化丛书的出版特色。各图书里有地方特色的视频、音频、图片和等内容。对有文字的民族，我们把本民族文字、国际音标记音和汉语解释同时标注。例如：mbanj（壮文）+[ʔbaːn55]+“村庄”（条目解释）+二维码。读者阅读时，只需要通过手机扫码进入在线访问，可收听方言或各民族语言条目的音频，收看相关视频；所有数字资源可以复制、粘贴，从而增强图书与读者的互动性，实现音、像、图、文四位一体的阅读体验，立体地为读者呈现各方言和各民族活态语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28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推动了民族地区各族优秀传统文化保存、传承、研究、开发利用的步伐，也为我国各民族沟通架构起桥梁，为深化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新途径。

六、结束语

一个国家的语言状况需要进行监测，更需要精准的语言数据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依据。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普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族人们不断的交往、交流和城镇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语言生态、文字使用、语言态度、语言权力等主、客观因素也发生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影响了语言的保持和传承。”[4] 因此，语言资源保护应当是一项方法科学的国家大计。《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的出版，为探索如何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聚焦为各族人民对语言文化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语言通则易沟通，有沟通就能形成认同。以数字化语言文化典藏形式展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各美其美，美美以共”共享现代文明成果。以认同感的具体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丛书为巩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新平台，为深化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新途径，从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1]路艳霞.2017.《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留下乡音》.新华网消息.

[2]曹志耘.2017.《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怀集》（标话）“序”.商务印书馆.

[3]曹志耘.2017.《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怀集》（标话）“序”.商务印书馆.

[4]朱德康.2021.《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精准保护问题》《民族语文》第3期.

[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