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和汉族的交往源远流长，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深受汉族的影响。就教育来说，从古至今，壮族的读书人，学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读的是汉书，似乎全都汉化了，一些人因此质疑汉壮翻译的必要性。可是这些人忘了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句老话：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之一，母语权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在就写在我们的国家的宪法里，汉壮翻译的存在就是这种权利的外在表现，因此，这种质疑如果不是无知，也是目光短浅。还有一些人认为，汉壮翻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懂得汉语、懂得壮语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现实情况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观点：当下从事汉壮翻译工作的人员，基本上没有翻译专业培养的背景，多是半路出家，来自不同的专业，即便从事汉壮翻译工作之后也极少进行相关的翻译专业培训。汉壮翻译队伍存在的这种现象，不利于汉壮翻译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译文质量的整体提高。

真正意义上的汉壮翻译活动，是从壮语拼音文字创制推行之后开始的，虽然实践时间不长，但还是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所译作品涉及各类文章体裁。而从各类译文作品来看，翻译质量的总体水平离读者所期待的还有很大的差距。译文质量总体水平欠佳，跟翻译队伍人员的翻译素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作为一个汉壮翻译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素养呢？

一、必须精通或者说熟练掌握汉语和壮语，掌握这两种语言的词语及其表达方式。

翻译的任务就在于用一种语言文字忠实流畅地传达出另一种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对汉壮翻译工作者而言，就是要用壮语忠实而流畅地传达出汉语所包含的思想。对于一般人来说，阅读一篇汉语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可深可浅，可多可少，随自己的条件和需要而定，不必每个字眼、每个句子都弄懂。但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却不能这样，译者已经不是“自由的”普通读者，而是为另外一种语言——壮语的读者传达作者思想的“传话人”，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作者在文章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再用另外一种语言——壮语深刻准确地复述给壮语读者。因此，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传话人”，仅仅拥有一定的汉语水平，还远不能胜任。毕竟翻译是一种很专业的工作，尽管从小接受汉语教育，全方位受到汉文化、汉文学的熏陶，也必须以专业的眼光进行强化训练，使之达到专业的水平。再说壮语，现在从事汉壮翻译工作的人员基本来自壮族，也就是说他们的母语是壮语，而在壮族地区对壮语言文学的教育基本是不成体系的。因此，他们对壮语言文学的学习，基本上属于一种自然习得的状态。这种自然习得对壮语语法、词汇的掌握是极为有限的，译文中出现大量的汉化句子、音译词汇，就是对壮语语法、词汇掌握不够丰富的具体表现。

二、必须有很好的理解能力。就是准确把握所译文本字句之意、字句之间蕴含以及弦外之音的能力。曾经有人在翻译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把“粮食直补”一词，翻译成“cigciep bouj haeux”，这只是照着字面去翻译，根本没有理解这一说法的含义。掌握一定的汉语言知识，只是理解汉语文本的基础，并不等于就有了很好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基于一定的认知推理，传统的认知推理认为连贯地解读原文，必须关注上下文语境。上下文语境便是文本的词与词、词与句子、句子与句子、这一部分意思与其他部分意思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逻辑关系，从而准确地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通过上下文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词义。比如：

例1.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一卷）

其中的“深造”一词，如果仅仅从这一句话里来理解，它的意思是指通过学习达到更高的程度。而在《邓小平文选》的壮译本里，译者也这么理解的，因此把“深造”一词，译成了“daezsang”，就是“提高”之意。但是，联系上下文，仔细地研读了整段话之后发现，原文的“深造”并不是指“提高”之意，而是指“深入研究文化艺术”这一内涵。

例2.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邓小平文选》一卷）

在这句话里，如果不联系上下文，对于此处“点”和“线”的理解，可能就会停留在字面上，翻译者恰好也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直接把“点”和“线”对译成了“diemj” 和“sienq”，这样的译文，译语读者根本不知道其所指的意义。联系了上下文以后，发现这个“点”指的是敌人的据点，这个“线”指的是铁路沿线。

句子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或者译者不必依靠句子以外的上下文便能弄懂全句的含义。但是也有不看上下文就不能准确理解句子意义的。一个由极简单的词语构成的句子，只有了解了与它有关的语言环境才能知道其完整的意思。如果门外有人敲门，门内的人问：“谁？” 门外的人回答：“我。” 在这样的言语环境中，一个词就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要准确理解其意义，须结合上下文语境，才能抓住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对于语法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容易引起误解，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来推定作者所表达的真实意义。比如：

例3.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邓小平文选》一卷）

其中“应把政府的领导”这一短语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党应把“对”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里；另一种理解是：党应把政府“对”自己的领导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里。如果撇开上下文语境，一般会认为前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译文的译者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这一种理解恰恰是错误的。因为邓小平在这篇文章里谈的是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这里所说“政府对党的领导”，指的是在政务政令方面，党也得服从抗日民主政权做出的决定。

三、必须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对汉语文本进行连贯的解读之后，接下来就是用壮语重构连贯的译文，表达能力关系到重构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一方面要考虑到译文与原文意思相符或者说比较接近，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译文的表达是否合乎壮语语法、合乎壮语读者的语言理解机制。表达能力的基础在于译者对壮语语法、词汇的掌握以及对壮语读者心理期待的把握。表达能力首先表现在对词语的运用，机械地寻找、照搬对应词是会使译文显得生硬，甚至不知所云的。比如：

例4.这一点，以后要回头来谈。/Diemj neix，gvaqlaeng yaek ngeuxgyaeuj daeuj gangj.（《马恩选集》第八卷）

例5.在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Youq mwh yinzlei sevei hamj haeuj 21 sigij.

这两句译文把“回头”译成“ngeuxgyaeuj”，把“跨”译成“hamj”，词与词看上去对应得很好，可读后总让人觉得很别扭，不是壮语的味道。原因在于译者对壮语词义理解的不到位。壮语的“ngeuxgyaeuj”一词，仅指把头转向后方，并不表达“返回”意义。壮语的“hamj”，指抬起一边脚从上面翻过去，没有“抬起一只脚向前迈”之意。

其次，表达能力表现在能用合乎壮语句法来表达原文的内容意义。现在的汉译壮作品，句法表达上汉化现象比比皆是，壮语长期受汉语这一优势语言的影响，句法表达出现汉化并不奇怪，关键是有些表达明明是可以运用地道壮语句法来实现的，可就是因为译者不熟悉不掌握壮语句法而死套汉语句法。比如：

例6.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Haeujlaeg yawhsuenq guenjleix cidu gaijgwz.（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

例7.更加注重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Engqgya yawjnaek haeujlaeg caizcwng sougvaeh cidu gaijgwz.（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

看看这两句译文，简直就是对注。这不是对壮语语法的无知，就是对翻译工作的敷衍了事。

四、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翻译工作者工作当中遇到的原语文本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注定了从事这项工作的译者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你不是搞古代历史的，但有可能要你去译一本古代历史书，或者在你翻译的一篇政论文中插有一段古代历史。比如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一书里就涉及到不少的典籍古诗，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无法做到准确理解。翻译不比其他专业，它所翻译的领域是不固定的，在你翻译的文章或者书籍，其内容可能涉及到极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等。因此作为翻译者都必须有所知晓。《邓小平文选》一卷里有这么一句话：

例8.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如果不懂得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根本就不能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频频失利，有人认为这是抗日战争的最后失败。针对这种观点，邓小平认为战争刚刚开始，一时的胜败并不是战争的最后定论，我们的抗战注定是持久的，胜败的问题就看我们能不能长期坚持。

又如，在2010年中央政府的预算报告里有这样一句：

例9.地方对中央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安排，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民生和“三农”支出。

其中的“转移支付”一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而实行的一种财政政策，就是中央一方向地方一方转移一部分财政资金，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译者把“转移支付”译为“senjdieg ceiok”，显然是没有理解这一经济词语的真正含义。

五、必须有一定的翻译理论知识。翻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服务于实践。而翻译理论的指导最终会影响到译文的面貌，就是说以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将直接影响到译文成品以什么样的面貌来再现原文意旨。比如，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一书里引用了唐末诗人罗隐的两句诗“君王忍把平陈业，博取雷唐数亩田。”告诫我们的党要吸取历史上王朝灭亡的教训，奢侈腐败，最后会失去民心，丢失江山。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解读，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会有不同翻译表达。如果说指导译者决策的是“文本中心理论”，那么译者就会在目的语中寻找对等词，寻找对等的表达方式，以这一理论来处理上述两句诗，就会译成“goengvuengz sijndaej vut Suizcauz，buek aeu Leizdangz geij moux dieg”。如果指导译者决策的是“语用翻译理论”，译者注重的是语用上的等效，不会拘泥于原文字句，就会译成“goengvuengz nyaenxsim mied Cinzciuz, cij vih Daemzleiz vengq diegmoh”。译者用“nyaenxsim mied Cinzciuz”对译“忍把平陈业”，隋炀帝最初的功业是在父皇的指挥下领兵灭了陈朝，译者把其功业表面化了,并且没有拘泥原文，把“忍心丢掉江山”的意思译出；用“vengq diegmoh”来对译 “数亩田”，用意何在呢？原诗把“平陈业”和“数亩田”作为对比，极大和极小的反差跃然纸上。而在壮族人的认知语境里，如果把“数亩田”译成“geij moux naz”，显然还是个不小的数目，没能体现那种极小之意，“vengq diegmoh”才显得极小。这样处理在语用方面和原诗是等效的。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例10.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一卷）

例11.要进一步提高学习实效,继承和发扬政协在学习上积累形成的好传统、好做法,坚持政协委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原则。（俞正声在2013年11月26日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期新任委员学习研讨班上的讲话）

这两句话都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如果用“认知语境翻译理论”来推理解码，两句的意义内涵是不一样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禁止、劝阻对犯错误的同志“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而俞正声的讲话，是鼓励政协委员们大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会因为你提出的问题尖锐而“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表达一种承诺。认知语境翻译强调，译者首先是要从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认知语境来推理话语含义，在邓小平讲这句话的那个历史语境里，面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该怎么做，是已然的事件，由此，可以推知它的意义是禁止劝阻。而俞正声讲这句话的话语语境，面对的是新一届的政协委员，政协委员的一个职责就是建言献策，就是要敢讲敢批评，但面对执政党，有时他们不敢出声，或者明哲保身，于是政协主席才有针对性的鼓励大家，不要担心，不要畏首畏尾，我们不会搞秋后算账。它是一种未然的，还未发生的，强调的是一种承诺。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翻译理论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翻译作品的质量。因此，掌握一定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但是，汉壮翻译队伍即便是专业的翻译机构，其翻译人员几乎都不是翻译专业科班出身，而且从事这一工作之后，有些人也没有意识到翻译理论的重要，从而自觉进行地提高翻译理论方面的修养。从他们的翻译作品可以看出，多数译品对原语作品的处理，基本上是在寻找字词方面的对译，往往是从狭隘的意义对应来处理文本，倘若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而又要担心原义的流失，往往就是音译了事，极少从篇章、语言片段等宏观上来把握原文意义。这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朴素的翻译处理方法。汉壮翻译活动可以说还没有自觉运用某种翻译理论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即便是译作里头对某些原文的处理合乎某种翻译理论主张，那也不是自觉运用理论指导的结果，纯粹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

以上所探讨的是目前汉壮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粗略地阐述了汉壮翻译工作者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但这并不是汉壮翻译者所要具备素质的全部，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充实，需要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翻译水平。汉壮翻译希冀得到读者的认可，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壮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