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壮语文研究者怀着对壮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大胆开拓创新，初步建立了壮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体系，并不断充实和完善。为方便壮语文教研等工作者了解壮语词汇研究的总体情况，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一、壮语词汇综合研究

一是对壮语词汇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概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覃晓航《壮语词汇学》（英文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和班弨《壮语描写词汇学》（民族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壮语词汇学》对壮语词汇的特点、结构，壮语汉借词，壮语熟语，壮语方言词等进行全面概述。而《壮语描写词汇学》则吸取了现代语言学的最新成果，并结合壮语的实际对壮语词汇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共时研究，从 “结构论”、“词汇论”、“词义论”、“类集论”、“壮语词汇与汉台语关系”五方面揭示了壮语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律，尝试对壮语词汇学进行理论阐述。

二是对壮语词汇的特点、造词方法、发展趋势、文化色彩、形象色彩以及壮语底层词、方言词、核心词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如：韦达《壮语词汇的文化色彩：壮族语言文化系列研究之二》（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探讨了壮语词汇反映出来的壮族人的感情表达特点、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观念，认为壮语词汇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在学习掌握壮语词汇概念意义的同时，必须了解其内含的文化因素。张丽《壮语词语形象色彩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运用词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相关理论，借鉴民族学、地理学和美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全面分析探讨了壮语词语形象色彩形成的基础条件和途径、壮语词语形象色彩的存在方式和类别、壮语词语形象色彩的特点、壮语词语形象色彩的功能等。此外，还有李树森《谈丰富壮文词汇的途径》（载于《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覃晓航《壮语形象性词语的形象色彩及结构特点》（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韦树关《壮语造词法的初步研究》（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陆桂生《试论壮语表达的丰富性》（载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班弨《大沙田和洞圩壮语底层词》（载于《民族语文》2004年第1期），贺大卫（澳）和蒙元耀《壮语稻作词汇及其文化内涵试析》（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覃祥周《稿件编辑中的壮语方言词》（《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5年第1期），陆发圆《处理“壮文稿件中方言词”的指南：评〈稿件编辑中的壮语方言词〉》（《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5年第2期），谢多勇《从〈布洛陀经诗〉词汇看古代壮族生存方式》（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6年第12期），周国平《新灵壮语骂詈语的文化透视》（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8年第6期），齐旺《壮语稻作词汇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蓝利国《壮语“壮汉合璧词”探析》（《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9年第6期），王江苗《从壮语词汇看壮民族的认知能力及思维方式》（载于《语文学刊》2009年第12期），陈志学《壮语语词视野中的农耕文化观念》（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周祖亮和戴铭《壮语医学词汇初探》（载于《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苏锦春《马头壮语基本颜色词文化内涵浅析：以广西武鸣县马头镇全苏村壮语为例》（载于《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10年第2期），王龑《清塘壮语核心词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农友安《壮语农业生产工具词汇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农友安和苏艳飞《壮语中农业生产加工工具词汇研究》（载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韦花荣《从壮语民族固有词汇看壮族纺织文化的原创性特点》（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1年第4期），张丽和黄平文《壮语词语形象色彩类别分析》（载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蒙桂秀《巴马壮语饮食词汇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谢菊花《〈剥隘土语〉词汇研究》（广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关仕京《壮语词的色彩意义类型及作用》（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2年第6期）等。

二、壮语词汇工具书编纂研究

一是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词汇工具书，为壮文的推行及壮语词汇的规范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广西壮文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的《壮汉词汇（初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壮语词汇工具书。该书采用汉字释义，共收词15400余条，包括推荐的标准语词汇8000余条，次推荐300条，试推荐（新词）1200余条，非推荐词5800余条。主要是为认识汉字的壮族、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教师掌握壮语标准语词汇服务。后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的《壮汉词汇（修订本）》（广西民族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自治区民语委，下同）编的《壮汉词汇》（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都是在该书的基础上修订和再修订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壮语常用词汇简编（壮汉对照）（初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和自治区民语委编《壮语常用词汇（壮汉对照）（修订本）》（广西民族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也是从该书中选出较为常用的壮语通用词汇4000余个条目加以修正而成。自治区民语委研究室编的《壮语词典》（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一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用壮语解释壮语的词典。全书共收录约5000个条目，所收之词均为壮族各地常用词，采用壮语标准音拼写，专门为掌握一定的壮文者使用。此外，还有自治区民语委编的《汉壮词汇》（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壮语新词术语汇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和《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自治区民语委《壮汉英词典》编委会编的《壮汉英词典》（民族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等。

二是壮语词汇工具书编纂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今后编更加规范、质量更高或进一步修订壮语词汇工具书产生深远影响。如：蒙元耀《壮语词典编纂原则的探讨》（载于《中国术语网通讯》1995年第4期）探讨了壮语词典的正音、收词、注释、编纂等方面的工作原则。李旭练《略具规模 有待繁荣：壮语类辞书的回顾与展望》（载于《辞书研究》1997年第4期）分析了壮语类辞书在词目的编排、选词立目、释义等方面的编纂特色，以及在排序、词语收录、释义、词的拼法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今后应加强壮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规划和组织，总结经验、努力提高新编辞书的质量，利用电脑等先进设备、提高效率、尽快拿出拳头产品等措施和建议。此外，还有黄寿斌《电子计算机在壮文词典编写工作中的应用》（载于《民族文化研究（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蒙元耀《壮语词汇研究及词典编纂》（载于《广西民族报》1990年3月3—17日），蓝若洲、黄甫芳和刘益堂《〈汉壮词典〉的设计与编纂》（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5年第6期），韦花荣《关于启动〈壮汉词汇〉第三轮修订工作的思考》（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2年第2期）等。

三、壮语词义研究

一是对壮语词汇类别进行深入分析。如：梁敏《壮语的同音词、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载于《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通过对壮语的同音词、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这些不同的词义类别的分析，找到了各方言土语在语音和词义方面的差异和相互交错情况、汉语对壮语词汇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壮语词汇发展的趋向等。蒙元耀《壮语同义词及其词义辨析》（载于《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对壮语同义词来自汉语的同义词、源于汉语的词语进入壮语后与壮语的词语构成同义关系、壮语里固有的民族词所形成的同义关系这三种构成方式进行分析，并从意义、色彩、使用环境、搭配方式等的差异对壮语同义词进行辨析。此外，还有闭立山《也谈有关“多义词”问题》（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1990年1月20日）、蒙元耀、零兴宁和陆晓荔《壮语同义词辨析》（载于《广西民族报（壮文版）》1990年5月5日、23日和30日）等。

二是对同一结构形式的词组或短语的歧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如：韦星朗和覃晓航《壮语“N+V”短语歧义现象分析》（载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了壮语“N＋V” （即“名词＋谓词或谓词性词组” ）短语产生歧义的语言环境和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歧义的四种方法。覃晓航《壮语双义词组及消除歧义的方法》（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4年第6期）认为壮语双义词组是一种包含着两种结构关系、两种语义内容的歧义形式。这种歧义形式与其他语言的歧义现象不一样，它所包含的两个结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作者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了壮语主谓结构和定中结构双义词组产生歧义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壮语双义词组歧义的四种方法。

三是对壮语具体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等进行深入分析。如：韦汉成《壮语“ki3”字浅说》（载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从“ki3”字的语言现实、“ki3”字属性、“ki3”字的特性和“ki3”字结构、“ki3”字及 “ki3”字结构”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四方面对壮语“ki3”的意义、用法等进行深入研究。潘艳红《钦州壮语hai11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认为钦州壮语动词hai11是多义词,其基本语义对应汉语的“给”。hai11出现在不同的词组或句子结构中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表现不同的语法功能。hai11在语义和语法功能方面与汉语中的“给”具有相似性,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色彩。此外，还有韦家武《论白土壮话中的“ka:i5”》（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戴勇《谈谈壮语文马土语mei6的语义及用法》（载于《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蒙元耀《从mo一词看经诗的书证作用》（载于《云南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覃祥周《试论壮语动词“guh”的含义及其用法》（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1年第3期），谢兰艳《浅析德保壮语的“来”和“去”》（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2年第5期），韦树关《壮语“haeuxyangz”语义探析》（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4年第2期），潘立慧《壮语上林语“pei1”（去）的语法化》（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5年第6期），何霜《壮语“kwa33”（过）的语法化》（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蓝庆元《壮语副词foη4si3》（载于《民族语文》2006年第3期），卢勇武《壮语韵尾-M系列词语的语义分析》（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何霜《忻城壮语“jw33的语法化》和《忻城壮语语气词ko:n231的形成》（分别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和2008年第4期），黄平文《隆安壮语pai24的语法功能分析》（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谢海平《马山壮语中复数标记“kjo������5”的演变层次》（载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第4期），吴超强《“+壮语副词cungj（都）”的用法浅析：“cungj（都）”在壮汉双语教学中的运用》（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12年第6期）等。

四、壮语词源研究

一是对 “俍”、“壮”、“撞” 、“侬” 、“狼”、“蛮”、“骆越”、“西瓯”、“僚”、“雒越”等壮族族称词音义的来历和演变等情况进行探讨。如：覃晓航《壮族族称“撞” 、“侬” 、“狼”来源新探》（载于《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针对史料中大都是从汉字的意义上 对“撞” 、“侬” 、“狼”这三种名称的来源作出臆测，因此有不同的解释。作者认为，这些解释表面上看，“撞” 、“侬” 、“狼”是三个不同的名称；实际上，它们皆出自同一源头。它们与壮语的?do������1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壮语?do������1的音译字。韦达《壮族族称音义探考》（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对“百越”、“于越”、“僚”、“仡佬”、“僮”、“蛮”等壮族族称词的音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更具科学性的解释。此外，还有白耀天《“俍”考》（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壮”考》（同前1989年第2期）和《“骆越”考》（载于《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覃成号《壮族族称缘起新论》（载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覃小航和韦文安《壮族族称“撞”字的来源与演变新探》（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李连进《“蛮”为古代壮族族称考》（载于《民族语文》1994年第4期），覃晓航《“骆越”、“西瓯”语源考》（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潘世雄《说“壮”》（载于《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陈杰《“僚”名的读音与弃用》（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和《壮族先民“骆”义新解》（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尹巧云《浅析汉记词“骆越” 中的“骆”》（载于《汉字文化》2010年第6期），武忠定《“雒越”之“雒”义新考》（载于《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2期）等。

二是对“麻栏”、“干阑”、“雒田”、“榃”、颜色词、tan6等名词、代词的音义的来源进行考证。如：覃晓航《“麻栏”、“干阑”音译考》（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麻栏”、“干阑”虽然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是我国古代壮语词la:n2（家）的译音，但由于它们是出于古代人的记录，因而我们不能用现代语言现象解释古代语音形式和词汇意义。为此，作者从语音史的角度对这两个音译词语音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考证，认为“麻栏”是壮语词“mla:n2”的汉字读音，“干阑”是壮语词“k6 la:n2”的汉字读音。蓝庆元《壮语方言颜色词考源》（载于《民族语文》2007年第5期）对壮语的黑、白、红、黄、绿、蓝、紫、灰八种颜色词在壮语各地方言的说法和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得出黑、白、红、黄和绿几种颜色的说法在壮语方言里较为一致，来源比较简单，蓝、紫和灰的说法则差异较大,来源复杂的结论。此外，还有创邦《“干栏”词义原始》（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劳理《趣谈壮语“词源”》（载于《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2001年第2—3期，6），2002年第1期）覃晓航《“雒田”与古越人的谷田文化》（载于《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和《从“雒田”和“榃”的语源看古越人的谷田文化》（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覃德亮和韦兰琴《灵渠之“陡”语源新考》（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蓝庆元《壮语 to4ka:i5探源》（载于《语言研究》2006年第3期），侬常生《那安壮语第一人称单数tan6的用法及其来源》（载于《文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韦景云《从壮侗语名词构词特征看“干栏”语源》（载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等。

三是从语音和词义等方面对壮语的数词和量词的来源进行探讨。如：覃晓航《壮语量词pou4的来源》（载于《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从语音和词义等方面分析了壮语量词中表示人的量词常见的形式pou4与古代汉语“夫”字的密切关系，认为在语音上，pou4保留了“夫”字的古音特征；在词义上,pou4能够表达“夫”字所含的“男人”、“丈夫”等多项意义；在句法关系上,pou4和“夫”所构成的合成词都具有偏正关系的特点；从发展上看，pou4经历了从早期保持“夫”的名词特点到后来被借用为量词的发展过程。据此推断，壮语量词pou4来自古汉语的“夫”。覃圣敏《壮族原始数概念的“一二五”模式》（载于《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认为壮族原始的数概念为“一二五”模式，其中“一”〔deu２４、nə������33〕和“二”〔so：������24〕源于男根和女阴，“五”源于“张开五指的手” 〔ａ５５〕，义为“多”“全部”。这不但合乎原始思维的模式，而且有语音上的根据。后来，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壮族的基数词从一发展到十，形成一整套借汉语词，同时保留原来的“一、二、五”民族语。由于原始模式中的“多”与“五”对应，所以壮语基数词中缺少“三”“四”，便借用汉语词补缺。此外，还有张惠英《靖西壮语“一”的读音来自汉语“写”，“二”的读音来自汉语“双”》（载于《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民族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覃晓航《壮语量词来源的主要渠道》（载于《语言研究》2008年第1期）等。（待 续）

（作者简介：蓝明生，男，广西壮文学校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