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手记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核心推动者之一，《民族文学》原主编石一宁先生深耕民族文学领域数十年的编辑实践与理论思考，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近两年来，笔者逐步聚焦于石一宁先生的文学批评理念与编辑思想研究，围绕这一主题完成的系列研究文章已陆续刊发于相关学术刊物。尽管2017年曾与一宁先生有过一次深度对话，但始终觉得尚有未尽之言待梳理，作为兼具《民族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作家与“文学活动家”多重身份的学者，其学术与实践维度中仍有诸多未被挖掘的地方，未在既往的研究文章与访谈中充分呈现。基于此，为弥补既往研究与访谈的不足，笔者于近期再次向石一宁先生提出深度对话的邀约，以期通过更具针对性的交流，完整呈现其对民族文学创作、编辑、批评与传播的思考，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与理论参照。

钟世华：一宁老师好，您大学毕业后，除了在原国家农业部待过短暂的时间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和“编辑”打交道，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这个职业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石一宁：与其他职业一样，编辑工作也需要一种职业精神。具体而言，文学编辑工作又有其特殊性。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其生产除了作者，还需要编辑的共同参与才能使文学作品（包括理论评论作品）最终完成，成为可以提供给公众的精神产品。

一个文学创作者，需要有文学理想。文学理想作为一种内生力量驱动作者的创作，并指引创作的方向。作为参与着文学生产的文学编辑，同样需要怀抱文学理想。文学理想是一个文学编辑的精神追求、职业尊严与自豪感之所系。当编辑与作者两者的文学理想相冲突时，亦是考验编辑的职业精神的关键时刻。编辑还应该是艺术质量的检验者和看护人，不必非要赢得作者的友谊，守住自己的良知与良心，便已达到一个编辑的职业理想境界。

“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是对编辑工作的一个传统的形容。形容不一定是准确的，尤其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每个人在得到别人服务的同时也在服务别人。编辑的工作与作者的创作一样，最终都是为读者服务。我不认为在作者与编辑之间能够分别出高低贵贱，作者与编辑各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成就感，两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

编辑既是第一读者，同时也扮演着评论家的角色，无论其是否写评论文章。生活体验与写作能力是作者的优势，在这两个方面编辑不需要与作者比，但在学识上、在文学和审美判断力上，编辑必须与作者比一比，只有如此，才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才能出色履行审读、修改和编校作品的职责。

有的文学编辑同时是作家或评论家，这一方面使其具有与作者平等对话的自信与底气，另一方面也对其职业伦理构成了挑战。编辑是本职工作，写作是业余工作，不应本末倒置，而应在坚守编辑职业精神的前提下，处理好本职与业余工作的平衡。

钟世华：您担任《民族文学》主编期间，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不仅刊发他们的作品，还为他们撰写了不少的文学评论，对于新人的培养，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石一宁：我觉得对于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者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过好“三关”，即生活关、观念关和技巧关。

生活、观念和技巧，这“三关”的顺序我不是随便排的，而是我认为一个人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须依照这个顺序过的三道关。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够直接越过前面两道关，而直接跳到技巧关写出文学作品。

我把“生活关”放在文学创作的首位，是因为生活关乃文学创作的基础。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常见常闻也常说的一句话，但真正理解这句话，真正过好“生活”这道关，做起来并不容易。很多写作者做得并不好。题材狭窄、撞车，这是近些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短板。我经常利用一些场合，尤其是在鲁迅文学院的讲堂上，呼吁作家们要克服题材狭窄雷同、创作同质化这样一个弊端。我说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的甚至在党政部门工作，你们就写所在系统的生活、所在行业的人和事不是很好吗？怎么一拿起笔来，写的都是家长里短、身边琐事、杯水风波？

我也承认，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得好，但生活也向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把不熟悉的生活变成自己熟悉的生活。所谓“读万卷书”的下半句“行万里路”就包含了过“生活关”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行万里路”，对有的作者来说，生活的“面”不可能很大，但至少应该在生活的“点”上深入开掘，对生活的“点”不断地深入观察、见证、体验、研究，这样才是真正地过生活关。

所谓“观念关”，观念是人的思想意识，是我们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一定的观念从事各种活动、各种工作。我所指的观念，当然也包括“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我主要指的是文学创作要过好“具体的文学观”这道关。什么叫具体的文学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这是文学的一般观念、概念。具体的文学观，我指的是文体观、体裁观、风格观等等这些更贴近创作实践的观念。比如，写小说应该具有怎样的小说观，写散文应该具有怎样的散文观，写诗歌应该具有怎样的诗歌观，等等。这些观念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一个创作者脑子里装了这些观念（即使是不自觉的），才会进入到创作的实践阶段，是他头脑里的这些观念指导他的创作，规定他的创作，他的作品面目如何，是受他的这些文学观念制约的。一些创作误区是错误的文学观念造成的。

要过好观念关，我认为作者的写作观要向最广大的读者群——也就是人民——校正。作家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自我、不是为了小部分读者，比如写给编辑，甚至写给作家同行看的话，作家如果心中有人民的话，我觉得作品就会有真正的可读性和真正的生动性。

所谓“技巧关”，是指作者既需要厚实的生活体验和正确的文学观，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巴金有一句名言：“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并不是说文学不需要技巧，而是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作品，技巧已经失去了痕迹，已经完全与作品的其他元素融为一体，天衣无缝了。宋代诗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赞扬盛唐诗人的诗歌：“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他还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来形容这种诗的意境，实际上也是一种看不出痕迹的诗的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技巧就是一种最高的技巧。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达到“无技巧”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所以写作者还是要学习技巧，尤其是刚踏上创作道路的年轻作者。

钟世华：结合当下的创作环境，您觉得少数民族青年写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石一宁：我认为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有一些是共性的，非关民族属性，比如对于生活的体验是否深入，认识是否深刻；生活的阅历是否丰富；知识的储备是否足够，等等。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在解决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后，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才能考虑创作的个性问题，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自己的创作底蕴和底色，使自己的作品在思想与风格上具有鲜明的辨识度。

钟世华：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您更看重其创作潜力与创新尝试，还是成熟的文本完成度？刊物会通过哪些选稿倾向鼓励新生代创作者？

石一宁：一个年轻作者是否有潜力以及创新尝试，是通过作品呈现的，对其有无潜力及创新尝试的判断，也只能以其作品为依据。其作品的成熟完成度，当然是最主要的依据。成熟完成度低的作品，又能显示多大的潜力呢？但另一方面，要求一个年轻作者立马就能与成熟的优秀作家相比肩，多少是不切实际的，但其作品的成熟度要足以显示值得关注的潜力。文学期刊一般会从自然来稿筛选、设立新人专栏和邀请参加培训等方面来鼓励和培养年轻作者。

钟世华：在AI技术深度渗透写作领域的当下，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文学期刊编辑，肩负着为读者遴选优质原创作品的重任。面对AI写作的挑战，您认为该从哪些维度提升对AI生成内容的辨识能力，从而确保刊物的文学品质与原创价值呢？

石一宁：AI技术对写作领域的冲击，想必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感受和体会得到。AI集合、综合了古今中外无数人的智慧、学问和成就，在它的渊博、浩瀚和写作速度面前，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如果跟它比这些，写作者会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挫折感甚至绝望感。但正因AI是一个集合体、综合体，至少在现阶段，它缺少个性和有温度的情感。文学创作是离不开个性的，缺少个性的作品不是优秀作品。因此，我觉得作家不必气馁，更不能依赖AI写作。从编辑工作来说，从个性的视角、有温度的情感的视角来辨识稿件，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现在可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AI，而是似是而非的“原创”，是同质化、雷同化甚至是等而下之的抄袭。

钟世华：近年来，文学界“新”声迭起，各类作家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聚焦地域肌理的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群体，到扎根文化土壤的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多元创作生态似乎正逐渐成形，对于这一现象，您有何见解？

石一宁：文学流派的兴起，是文学兴旺繁荣的一种表现。文学流派的出现，可以视为是文学对现实、对生活的呼唤的回应，也是突破既往、力求创新超越的积极探索。但文学流派的生命力，在于成功的创作实践，在于作品的成色（质量）和特色（辨识度）。如果流派缺少创作实绩，作品缺少成色和特色，只能是流于口号和标签的噱头罢了。从创作的实践来看，多元的文学生态不是靠口号和标签来生成的。

钟世华：您曾在《重写刘三姐成为一种新的期待》一文中谈到：“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的今天，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已经形成，重写刘三姐也因此成为一种新的期待。”那么，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与复杂文化语境中，您认为重写少数民族民间经典面临哪些关键问题？该如何通过合理策略推动经典的创造性转化？

石一宁：少数民族民间经典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沉淀，具有相当的审美稳定性。是否有必要重写，首先需要凝聚广泛的共识。共识形成之后，才是重写的开始。

具体到刘三姐题材，事实上重写的版本已经有了一些，说明重写是有一定共识的。但重写的版本为何不能广泛流传，为大众所认可？我觉得一是对重写要达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还没有形成共识，导致虽然“转化”了，但“创造性”不足，以致让人费解何必重写？二是我认为创造性不是与传统彻底决裂，但也不能新瓶装旧酒，需从时代性、大众性着眼，从新经典的形成所必须的生产与传播手段的变化着手，使新经典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成果，如此之重写才是有意义的。

钟世华：重写后的经典需要怎样才能既保留“民族味”，又拥有“当代力”，真正实现文化特色的活态传承？

石一宁：“民族味”，我理解就是民族元素，包括民族意识、民族风情、民族符号，等等；“当代力”，是指当代意识、时代精神，而不是当代风俗。历史学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经典重写也应该以成为灌注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的新经典为目标，而不是为重写而重写。一些“重写”不成功，就是没有精准把握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使重写之作沦为肤浅甚至多余之作。

钟世华：2021年您在一次主题培训上特别强调“心怀‘国之大者’”，推动各民族文学交流与互鉴。在您看来，要如何才能称为“心怀‘国之大者’”？

石一宁：“国之大者”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国之大者”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国之大者”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当代作家，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才可称为“心怀‘国之大者’”，其作品才可能具备恢弘的视野、格局、气象与气质。

钟世华：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来说，“心怀‘国之大者’”并非空泛的理念，您认为他们该如何将民族文化书写与国家发展大局结合，让作品既保留民族特色又兼具宏大格局？

石一宁：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国之大者”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通过人来体现的。文学是人学，是形象思维，文学作品是写人的。重大题材、重要题材创作不是以写一堆事为要务，而是同样要写出人的生活、人的奋斗、人的精神，等等。民族特色与宏大格局并不矛盾，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当然还有将民族文化融合于宏大叙事之中的要求，因为民族文化的元素和色彩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