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八桂书香润心田。近日，接力出版社推出“广西历代名人丛书（第二辑）”、漓江出版社出版“广西村落文化丛书（第一辑）”等书籍，为读者呈现了多维度的文化视角。本期“岜莱评谭”从以上丛书中精选部分作品，刊发评论家、作家书评力作，以飨读者。

在百色市西林县那劳镇的青山绿水间，一座建于清代的宫保府静静地伫立着，斑驳的砖墙见证了一个西南边陲家族的百年兴衰。这里曾是“一门四督抚”的著名那劳壮族岑氏所在，是清末重臣岑春煊的故居，也是理解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钥匙。由西林籍著名作家黄佩华执笔的《岑春煊》近期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以12.5万字的篇幅，将这位“清末权臣”置于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对其人生轨迹的深度剖析，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嬗变。当我们将这部传记置于清末民初的历史坐标体系中，不仅能触摸到一个政治家族的命运轨迹，更能窥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通过作者黄佩华更多维度和视角的剖析解读，此书的出版发行，为读者提供了对岑春煊的全面阐释，展现了这一历史人物在转型时代的复杂面相。“（传主岑春煊）经历了封建制度母体日渐衰竭、新世界宛若新生儿般难产阵痛，他自己的身份也经历了从毁灭、选择、再生的化蛹成蝶般的蜕变”，旨在传承和弘扬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广西历代名人丛书”之中重要的一册，作者已然将岑春煊的爱国情怀注入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厚重的内容中，这应该是岑春煊研究的最权威读本。

清末权臣的政治困境。在紫禁城的黄昏里，岑春煊的仕途轨迹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封建官僚体系的最后光芒。作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他的发迹路径遵循着传统士大夫的经典模式：科举入仕、地方历练、中枢擢升、被免去官职；而岑春煊跳越经典模式的还有：大力反腐、兴教办学……1898年任广东布政使时，他主持修筑珠江堤防，整顿粤海关税收，展现出传统能吏的务实作风。作者黄佩华在书中是这样评价岑春煊的：“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善于把握机遇，敢于冒险，不畏权势，这成为他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如庚子国变中“护驾西狩”的忠勇表现，既是对“君臣大义”的践行，也暗含着对权力格局的精准判断。

在镇压保路运动的血腥记录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逻辑。1911年面对四川保路风潮，岑春煊被任命为川督却逡巡不前，这种矛盾态度恰是体制内改革派困境的写照。他既知铁路国有政策不得人心，又必须维护朝廷权威，这种两难境地最终演化为进退失据的政治困局。正如岑春煊自传《乐斋漫笔》中所言：“时局如棋，黑白难辨”，道出了传统官僚在近代转型中的认知困境。这应该是岑春煊晚年才反省自己的局限性所在。

与袁世凯的权力博弈，实则是两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岑春煊以清流自居，推崇“正人治国”；袁世凯则深谙新式军政之道。1907年邮传部尚书任上的短暂交锋，表面是个人权斗，实则是科举官僚与军事强人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而后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多场较量最终以岑春煊解职告终，预示着传统文官体系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式微，最终从权力中心隐入到市井尘烟之中。

转型时代的精神嬗变。在护国运动中的政治转向，标志着这位旧官僚开始突破传统忠君观念的桎梏。1916年与梁启超共建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投身护国运动。岑春煊在檄文中痛斥袁世凯“叛国称帝”。这种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的政治话语，显示出其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化。肇庆军务院的运作模式，“传檄四方，申明约束，宣布宗旨”；就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时发布的宣言“有豪言壮语，也有肺腑之言，感人至深”，并在之后的北伐讨袁的运动中，既保留了督抚幕府的旧制，又吸收了宪政体制的新元素，成为观察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活标本。

随着袁世凯的猝然离世，护国运动戛然而止，护法运动随之而来，在这场运动中的权力博弈，则又暴露出转型期政治人物的局限。作为一个旧官僚，其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共和，并参与其中，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家的眼界。但在处理桂系与护法力量、他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中，胸襟和格局不够开阔成了他的致命弱点。1917年护法运动时，岑春煊既想借助孙中山的革命威望，又忌惮其激进主张。次年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表面是派系斗争，实则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法统”认知的根本分歧。这种矛盾心态，恰是体制过渡时代精英群体的典型特征：一只脚跨入现代政治门槛，另一只脚仍陷在传统权谋的泥潭里。

随着粤桂战争的硝烟散去，岑春煊以“毁法误国罪”被罢免政务总裁职务。1921年，孙中山宣告解散军政府，并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至此，岑春煊的政治生涯发生重大转折，逐渐远离军界与政坛，退出政治舞台。他寓居上海，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全新的生活。这位曾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最终从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心隐退，悄然融入上海繁华都市的市井烟火之中。

身处上海的岑春煊虽然已经远离了政治的喧嚣，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时常关注着国内外的局势，为国家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而忧心忡忡。尽管已经不再担任官职，但他仍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寓居沪苏时期的著述活动，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重要镜像。《乐斋漫笔》中既有对往昔政治的反思，也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种“退而不隐”的状态，恰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中间形态。书中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再阐释，既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也暗含对现代治理技术的朦胧向往，无不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

历史记忆的文化重构。作家黄佩华的传记写作，延续了历史人物叙事的范式。但作品突破“中心-边缘”的固有视角，将岑春煊的人生历程、桂系政治文化置于近代中国转型的核心位置。通过对岑氏家族“那劳文化圈”的深度挖掘，揭示出西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复杂互动。这种地域视角的重构，使读者得以窥见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张力中，作者构建起多维度的历史认知。传记既严格遵循档案文献，又合理运用民间口述史料，在奏折公文与乡野传说间搭建对话空间。对岑春煊镇压反清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未作简单道德评判，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展现制度与人性的复杂纠缠。盖棺有定论，如史学家陈寅恪说“至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为清流”。“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一剧烈变革历史时期，岑春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往往是被低估了的。”从其重拳反腐、兴教办学，到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走向共和的历程中，人们能够看到其清流风骨、正派忠诚的一面。

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诠释，在书中获得历史的纵深理解。通过剖析岑春煊从忠君到护国的思想转变，作者揭示出传统世界观向现代国家意识的演进脉络。这种诠释既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处理，又为当代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注脚。

站在西林宫保府残存的戏台前，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北路壮剧班子演绎的忠孝节义。岑春煊的人生轨迹，恰似这出历史大戏的浓缩版：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慷慨悲歌，又夹杂着近代转型的阵痛与迷茫。“历史上每一次新的变革、每一种新道路，都需要漫长的探索和试验，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对岑春煊过高的期待，抑或抱怨、责难都不是太合适的”，黄佩华的这部《岑春煊》传记写作，不仅是对一位清末重臣立传，更是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找到开启的钥匙，从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户。当我们在新时代重读这段历史，既要看到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也要理解历史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有限选择，这种充满张力的历史认知，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许这才是爱国主义教育最深厚最丰富的主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