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这个话题中的民族文学概念可以有两个涵义，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一是多民族文学，也就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

民族文学的继承

民族文学在新时代开启了新的航程。新时代、新航程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一种延续和继承；新时代、新航程又是时间上的延伸和空间上的拓展，因此它有需要创新的东西。

之所以要继承，是因为我们有需要继承、值得继承的东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第一个就是连续性（其余为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我想，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前提就是后人对前人的继承，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当然，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是一种扬弃性的继承。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每个时代的文化、每个时代的文明都有它的问题和缺陷。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优秀部分、优秀成分、优秀传统。那么，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优秀部分、优秀成分、优秀传统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我们从事民族文学创作，必须心怀“国之大者”。什么是“国之大者”？我理解，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国之大者”。继承、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学创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和担当。

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来说，欲创新，必须先继承。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切的创新，都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文学创新亦不外如是。然而，学习古人不是为了复古，继承传统不是为了保守。学古而不泥古，承前而不固步；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是继承之真义，才是真正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继承的另一面，是借鉴。如果说继承是纵向的学习，那么借鉴就是横向的取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的意思是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既比喻别国的贤才可为本国效力，也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在学习借鉴方面，先秦时代的古人、春秋时代的孔子、唐代的杜甫可谓已经千秋垂范。他们都是强调转益多师，杂取百家，然后才能卓然自成一家。

借鉴还有“拿来”一说，这是专就学习外国而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已变成地球村，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空前繁密。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终结过往的单向输入，我们也在“送去”，即让中华文化与文学“走出去”。然而，文明交流、文明互鉴与文明共存，也意味着要继续“拿来”。“拿来”就是文明互鉴，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就是继承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拿来”与文化自信并不相悖。鲁迅1934年曾经发表了题为《拿来主义》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幽默，也很尖锐。当然，他写的是他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他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但我们没有人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从《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可见鲁迅对于借鉴外国文化、外国文艺是多么重视。另一方面，他强调的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也就是不丧失文化自信、不丧失主体性的“拿来”。

民族文学的创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同心协力奋斗的时代。新时代也面临着新挑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民族文学，也因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课题和新的期待。

前些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而不少民族地区属于贫困地区，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属于贫困人口。许多扶贫干部和扶贫工作者正克服种种困难、付出种种牺牲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有的甚至为扶贫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脱贫困、奔小康”，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和梦想的奋斗中，文学不能缺席，少数民族作家要以手中的笔，记录、书写和讴歌这一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斗争。事实上，近年来扶贫脱贫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涌现了相当一批作品。《民族文学》刊发的多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也是扶贫脱贫题材。有的小说如苗族作家向本贵的《上坡好个秋》、第代着冬的《破壁记》，彝族作家吕翼的《马腹村的事》还被《小说选刊》等转载。2021年中国作协组织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参与了。但已发表和出版的扶贫脱贫题材作品的质量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我认为扶贫脱贫题材并没有过时，经过时间的沉淀，扶贫脱贫题材创作有可能产生更多的精品力作。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首先提出的概念。美丽中国建设当前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意味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味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民族文学中的生态文学创作要积极呼应这一时代现实课题。值得一提的是，生态题材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优势，生态文学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更有天然的关系，因为民族地区大都不是山区就是草原，不是大江就是大湖，有着无比绚丽的风光。因此，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如何使锦绣风光绵延千秋万代，继续造福子孙后代，造福整个人类，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意识到这一题材优势并形成生态文学的创作自觉，担当起保护自然，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的文学使命。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深层次推进，使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在国内，丝路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几十个少数民族或世居或移居，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内蒙古是草原丝绸之路地域。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民族文学创作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还有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我以为也要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这些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广西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广西作家有责任也有机遇进行丝路文学创作。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丝路地域还孕育了居素甫·玛玛依、仓央嘉措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是民族文学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我很期待更多的作家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作家投入丝路文学的创作。

当然，民族文学无论是题材、体裁还是风格、手法，都应该是丰富多样、百花齐放的，但我们提倡多样化的前提，是弘扬时代的主旋律。

新时代民族文学在全面繁荣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临着数量与质量不成比例，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题材的狭窄，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原创性、创新性的不足。不少作家创作的范围，更多关注的是一己悲欢与身边琐事，对更广阔的时代生活，对重大题材和重大事件缺少兴趣亦缺乏驾驭能力。一些现实题材尤其是“三农”题材的作品，仅停留于现象的描写与情感的抒发层面，缺乏生气和创新，更缺乏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深刻思考。民族文学面临的这些挑战，需要我们正视并努力克服。

克服上述挑战，我认为首先要进行创造性思维。什么是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原创性思维，是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主要特征。具有创造性思维，才能使自己成为创造性人才。创造性思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目光能看到多远。比如，关于“三农”题材创作，对当下农村如何看、看什么，是平面地看，还是立体地看；是片面地看，还是全面地看。面对当下农村，如何开启自己的思考。

其次要重视题材选择。我们说要反对题材决定论，但也应该承认，实际上此题材和彼题材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重要的题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写家长里短、小花小草的作品也是文学作品，甚至也能写得很有趣味，但很难产生重大题材作品那样厚重的分量和广泛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关注重大事件、重大题材。我们进行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必须了解中国国情。

三是要重视深入生活，拓展视野。的确，我们一般人每天面临的都是家长里短，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琐碎的事情所填满。因此要表现重大事件、重大题材只有深入特定的生活中，去接近、去挖掘、去研究，然后才能去创作、去表现。如某些重大题材报告文学。

四是要重视手法和技巧的创新。要注意创作手法和技巧的求变、求异、求新。但不是盲目创新，为创新而创新，会导致作品不知所云，或高冷得令人望而却步。和寡，不一定是因为曲高，而是因为离谱。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同样是文学发展的引擎，创新赋予文学新的活力。然而，创新不易。文学创新，大概率不是先知的灵机一动、心血来潮；亦非天才的一挥而就、倚马可待。创新不容易，创新其实是很难的。创新或更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个艰辛、耐心和付出的过程，创作者要像孕育胎儿一样孕育创新的种子，要像哺养婴儿一样培养创新的成果。

创新，是创作者重新调整自己与文学传统、文学成规的关系。与传统彻底决裂，不是创新，而是不肖；与成规不共戴天，不是创新，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创新是蝉蜕，褪去旧衣，蝉犹为蝉；创新是蝶变，化蛹成蝶，蝶终是蝶。

创新，亦是创作者再次思考自己与读者、与大众审美趣味的关系。无视读者，走进象牙塔顾影自怜、孤芳自赏，不是创新，而是自绝；蔑视大众审美趣味，一味往艰深枯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处使劲，不是创新，而是傲慢。和寡，不一定是曲高，亦可能是离谱。因为创新需要与受众、与读者的欣赏趣味相互调适，而文学艺术的欣赏趣味往往是比较稳定的，不会轻易改变。所以创新其实是对作家艺术家非常高的要求，需要作家艺术家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和追求。成功的创新，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尊重读者与受众，得到读者认可、受众接受；成功的创新，亦必然是与大众审美趣味相友好、相调适的。当然其中有个性、有挑战、有引领，但更有真诚与善意、期待与沟通的思量。

五是要注意细节，避免出现硬伤。归根结底，这一点也跟是否深入了生活、研究了生活、吃透了生活有莫大关系。

六是多修改作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自述对这部作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鲁迅也说：“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曹雪芹被誉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他们是这样修改作品的，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七是要超越功利性，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以发表作品为目的，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写作境界。一个有志的写作者要以写出杰作、写出伟大作品为目标。重大题材、主旋律作品，尤其要追求文学品质和艺术水准。主旋律只是成功的一半，一半的成功还不是成功，必须找到另外的一半——文学品质和艺术水准才能真正成功。同时，获奖也不能等同于成功。成功的作品，它的真正鉴定者是时间和读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原主编，现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本文为作者给广西民族报社等单位采编人员授课时的提纲摘要，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