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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是一个在苦难中生发和壮大的古老民族。

山哈，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的自称，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一个“山”字，概括了畲族人艰难的生存环境，也道出了畲族人坚韧的生存意志。的确，我们的先民曾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迁徙，朝着大山深处一再退隐，以寻求族群繁衍的空间。在僻远的山乡，他们多半四肢灵巧，与草木为伍，栽五谷为食，虽藏身多年，却仍然将自己视为大山的客人。这是一个民族对土地、对自然、对万物的深刻敬畏。

畲族的人口有70多万，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学，却没有独创的文字。这便意味着，畲族人虽多年偏居山区，却从未脱离与汉、瑶、苗、满、蒙古等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畲族是典型的散居、杂居民族，注定了畲族文化是与客家文化等多种居住地文化交融的结果，被烙上了鲜明的地域符号，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在通读了众多畲族文学作品之后，我发现，一部畲族文学史即是一个族群从山里走向山外，从远离人群到回归人群的奋斗史。我的写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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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在一座名叫麦菜岭的山村降生。在那里，我时刻亲历着最底层人群的真实生活现场，目睹着乡邻们的疾病、死亡、痛苦和挣扎……它们给予我十几年切肤的成长之痛。写作和命名一块土地，应该成为一个作家的理想，我也没有例外。

就让话题从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开始说起吧。其间所有的篇章，都与我的童年、我的村庄、我的乡亲、我的成长、我的民族、我生存的土地息息相关。

是的，当我铺开稿纸，写下“天空下的麦菜岭”这几个字的时候，记忆的大幕被轰然打开，那些一个人被锁在家里哭泣的日子，那些跟随大一些的孩子满世界疯跑的日子，还有那些幸福、酸楚、悲伤、痛苦，那些几乎难以言说的成长滋味，像一道道光侵入我的灵魂。

在麦菜岭，多少女孩被早早地从学校拽回。没有人告诉她们，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贫穷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但我又如此富有，因为，我有一个眼光越过了所有农村妇女的母亲，她支持我读书。基于这些素材，我写下散文《被时光雕刻的学费》，记录自己的幸运以及那个时代许多女孩的不幸、抗争或认命。

我试着将那篇散文投进了《民族文学》的公共邮箱，没想到很快便在《民族文学》2013年第3期发表出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作为畲族作者的身份被发现，同时也开启了我对本民族作家群体的寻找和归依之路。紧接着，我写下《底片》，写下1990年代一群人在渴望与封闭中交织的隐秘青春。这篇散文发表于《民族文学》2014年第3期，并且作为特别推荐，登上了封面。

2014年夏天，畲族作家山哈（钟一林）通过时任《民族文学》编辑的陈集益找到我。于是，我与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畲族作家有了一次景宁寻根之旅。回来以后，我写下散文《寻找山哈》和《遗落在北方的麦子》，写对于本民族文化根源的追寻、反思和企盼。这两篇散文，前者在全国首届“山哈杯”畲族文学大奖赛中获奖，后者发表于《文艺报》2015年12月11日新作品栏目头条。这应该看作是我从乡村经验、女性身份写作走向民族身份体认写作的一种全新打开。并且，我有了一种确定和安稳感，因为这个族群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而是一群人在写。

还是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我看见一对母女发生冲突，倏然间打开了潜藏于命运深处的血缘爱恨、成长之痛。那篇被命名为《钝痛》的散文，后来在《青年文学》2015年第1期散文栏目头条发表。这无疑增添了我的自信，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仅需要站在本民族的角度不懈书写，还要有脱去民族身份，与所有作家同台竞技的决心。

2014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其中畲族卷收入了雷德和、山哈、粲然（钟怡音）、蓝统栋、雷云钊、雷云凌、吕奎文、钟而赞、赵华甫、蓝葆夏、朝颜（钟秀华）、蓝明法、雷言钦、钟琼奎、钟伯清、钟红英、雷风行等人的作品，内容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四种体裁。这应该是畲族作家首次以群体的方式集结在一起，收录的作家占当时已知的国内畲族作家人数近七成。这些作家中，我见过面的不足三分之一。吕奎文教授已于2009年去世。印象中，这部书出版前与我联络的始终是山哈，虽然他并未在编辑中署名，但他为之付出的心血，值得被畲族文学记住。

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集·畲族卷》的序言中，福州大学教授钟伯清以《渐行渐近的畲族作家群》为题，提出两个概念：一是“畲族作家群”，二是“渐行渐近”。所谓“畲族作家群”，即畲族作家虽然目前人数还不是很多，但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足以用一个“群”来称呼；同时畲族作家的族群意识也日益加强，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民族生活素材的集体转向。所谓“渐行渐近”，则从作家年龄年轻化、作品文学种类多样化、作品趣向民族化上，都体现出“渐行渐近”的发展态势。这篇序言客观而准确地概括了新时期以来畲族作家作品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

2015年2月6日，《文艺报》第六版“少数民族文艺”刊发了钟红英、钟而赞、山哈、雷德和、朝颜、粲然六位畲族实力作家的评论和创作谈。其中我的创作谈题为《宿命与抵达》，表述了我与文学命定的关系。在钟红英撰写的《畲族文学：聚成一团火》一文中，我被指认为畲族文学的“一匹黑马”。这既是对我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正是在那篇文章中，我了解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老作家雷德和曾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这个文学奖项存在，它就此成为我心中努力的方向。

几乎同时，《民族文学》2015年第2期评论专栏刊发了钟红英撰写的《新时期畲族文学地理印象》，在畲族作家中引起不小的反响。福建、浙江、江西、广东……钟红英初步勾勒了畲族作家的地理分布图。其中福建与浙江的群体优势初见规模，我是其中唯一被提到的江西作家。自然，少数民族作家的出现常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但我相信江西必然还有其他畲族作家正在写作。后来我发现同在赣南的还有网络文学作家百里玺（蓝亮）和诗人蓝希琳，印证了我的猜想。

还是要说到故乡和土地。自从2013年转行到文联工作后，我有长达数年的乡村工作经历。在那期间，我对写作有了一种新的警醒。经验固然是一种快捷而又善于驾驭的书写素材，然而沉溺于个体经验，必然无法真正接近更广阔的现实。我开始转向对于他者命运的观照，那段时间，我写下了《游荡的灵魂》（《海外文摘》2014年第9期）、《药》（《百花洲》2015年第6期）、《爱情是个什么物质》（《散文》2015年第4期）、《你的世界是一把漏雨的伞》（《民族文学》2016年第4期）、《在歧路上奔跑》（《啄木鸟》）2016年第5期）等充满生命反思的散文。这可看作是从小我到大我的一次转变。

这些作品，都被收入第一部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2015年，这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2016年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由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邱华栋作序，2017年获得孙犁散文奖。

2013—2018年，我受聘担任了人民陪审员一职，在各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更加逼近了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我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纷繁多样的案件，而是一个个情态鲜活的人。我曾看见一个交通肇事者痛哭着跪倒在受害者家属面前，我也曾聆听过一个女犯在监狱中咬牙说出此生偿还所有债务的誓言。法律的土壤并不总是生长绝望，在那些充斥着破碎、哀伤、怨怼的故事内部，还有人性的余温，在交会中泛着袅袅的热气。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在新的时代，在情与法与理面前，呈现出无比复杂的面貌。我由此对生命价值、人际关系、人性等问题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思索。

基于那一段经历，我写作了长篇非虚构《陪审员手记》。这是一个并无前人涉足的独特题材，没有任何范式可供借鉴。我不再单单局囿于乡土题材和民族记忆的自我书写，而是进入对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广大人类命运的关注当中。这部书的写作成为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告诫自己离虚妄远一点，离现实近一些。我完成它的时候，恰好是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颁布实施的时间。2019年，这部作品入选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尹汉胤老师在序言里说：“《陪审员手记》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这是对我多么大的鼓励和肯定。

2020年，《陪审员手记》在众多竞争激烈的好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回望了2015年萌生的那个心愿。是的，五年之后，我实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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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自己的创作划一个分水岭，2019年无疑是关键的一年。当时，长篇非虚构《陪审员手记》正式出版，我的内心突然产生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那些时常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似乎是一个作家永远无法逃脱的自我驱赶。我一次次地思考写作的意义，一次次地环顾身处的赣南大地，想要打捞或掘出些什么。大约是在一次文学活动中，偶然听人提起：2019年3月，国家级非遗兴国山歌传承人徐盛久去世，享年103岁。他们说起他漫长而丰饶的一生，打铁、唱山歌、跳觋……他们说现在的兴国，人人一开口就能唱山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开始进入历史的纵深处思考问题。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我们正目睹着一些古老的文化慢慢走向消亡，它们被称作非遗。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人，正带着哀愁与期冀坚守在某个孤独的阵地上。一种紧张又兴奋的情绪攫住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我看到赣南有十项国家级非遗赫然在目，省、市、县级的非遗项目更是数不胜数。那些关乎久远记忆的照片、音频和视频一次次地撞击着我的灵魂。

2019年，我的非遗选题入选了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走进非遗传承人的生活，跟踪他们背后的酸甜苦辣，还原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性纷杂，成为我全身心奔赴的一项事业。

鲜有人知我为之做了多少功课。每一次采访之前，我都要阅读大量的资料，熟悉相关的传承脉络、专业知识和重要人物。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一个长长的视频，以至不觉暮色已晚。后来，当我走近一个个非遗传承人，谈到诸多的细节和对他们熟知领域的理解，总会有人诧异地问我：“你一个外行人，怎么知道得这样多？”

“文学即人学”，任何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无不与人和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陪审员手记》的写作一样，我将目标牢牢地钉在一个“人”字上。没有人，就没有历史，没有生活，没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非遗。命运的跌宕起伏、人心的百转千回、关系的错综复杂，多么令人着迷，它们足以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和世界，吸引着我深深沉溺。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携带着古老的文化、民族的记忆，使得自己获得了更深刻而非凡的意义。当我将人物命运放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之中来看待，便更加确证了这一路上挖掘和书写的价值。

2024年1月，长篇非虚构《古陂的舞者》终于问世。距离我沉浸式地走进赣南的国家级非遗，已经过去整整五年。当我一一回望生命中重要的创作历程之时，恍然惊觉，距离2014年的景宁之旅已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间，我看到越来越多本民族同道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并逐渐崭露头角。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上，五位畲族作家齐聚一起，合影留念。我见到了老熟人山哈、钟红英，还有第一次相识的蓝亮、雷智华。来自江西赣州的蓝亮是80后网络作家，来自福建南安的70后作家雷智华在长篇小说界暴得大名，而我则在闭幕式上作为代表发言，说出我的写作与民族的勾连与密码。2021年6月，在云南大理举办的2021年全国少数民族骨干作家培训班上，我又一次见到雷智华，同时在场的还有来自福建福鼎的70后诗人钟而赞。我们没有太多的寒暄，在彼此心中，本民族的作家已形同亲人。

后来，我在每年新增的中国作协会员名单和文学期刊目录中，不止一次看到畲族作家的名字。他们是一些素未谋面的“新面孔”，正活跃在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各地。如果允许，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雷巧燕（洛施）、蓝红燕（汗滴）、冷盈袖、蓝虹、蓝惠娟、兰克辉、蓝朝金……还有正在进行畲族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如蓝炯熹、雷弯山等。虽然出生于1930年代的吕奎文、雷子金已然仙逝，但新生的力量也蔚为可观。年龄结构从40后到90后呈梯队承续，创作体裁从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到文学评论、网络文学几乎全面覆盖。我知道，畲族文学早已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群人的前赴后继。相信假以时日，会有更多的畲族作家与骏马奖结缘。

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所留下的文学，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一个作家，需要不断地拓宽写作的范畴和对象，需要不断打开更为丰饶和开阔的视域。相对于少数民族的身份，我更愿意把自己放置于更广大的时空和人群中。当我写作的时候，便不仅仅是一个畲族的人，而是更为宽阔的世界的人。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

注：本文原载《广西民族报》2024年10月1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