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良古街，我神往已久。

初识，是因一位作者的来稿。在文中，作者描述了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的四条古街——担水街、粉街、官街以及法式街。四街街名，各有来由，担水街是昔日居民结队担水之路，每日晨昏都能听到那扁担被盛满的水桶压得嘎吱作响的交响；粉街源于街上手工精制的生榨米粉、粉利等，因着食客寻味而来声名大噪；官街则得名人之益，曾为民国期间“南天王”陈济棠部下不少文官武将的出生地；而法式街既是主要的商贸街，亦是名流的聚集地，因名流的故居多为法式洋楼而得名。

一个昔日交通闭塞之地，竟曾如此的繁盛。我当时便起了念头，有机会一定要到那良古街走一遭。

在我的心里，街，是一个既美好又特殊的存在。

幼时我长年随着外公外婆住在村子里。村中没有路，下地走的是田坎，上山踩的是山石，就连到别人家串门，都是一脚石头一脚泥地沿着房舍间的空隙走，更别提有街这个东西了。

但是大人们总会提起街。每隔三五日，他们就要摸黑起身，翻山越岭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赶街，然后又踩着夜色回来，在火塘边眉飞色舞地讲那些赶街时遇到的趣事。比如街上有人身缠铁线，一运气功，铁线瞬间就会绷断；又比如有人能用糖画画，画出来的龙，比水缸还大……

我可太想去赶街了！但我每次的央求，都被外公外婆以我年纪尚小为由拒绝了，哪怕我赖在地上撒泼打滚，他们都视而不见。可最后，我还是赶成了街，因为我偷摸跟着外婆赶街的队伍出了门。

由于害怕被发现，我远远地吊在队伍的最末，结果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方已经空无一人。我在山道上边哭边喊边追，慌得六神无主，直到遇见了邻村的一位赶街人。对方问清了缘由后，好心地一路挑着担子背着我，赶上了外婆的队伍。

在外婆的哭笑不得中，我如愿地见到了街的模样。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圩亭，几根巨大的石柱支起带瓦的顶篷，遮蔽起十来丈的空间。亭内，一些人忙碌地拉开桌脚，架上木板，搭成摆货的桌子。听外婆说，能在亭里摆摊的都是交了月租的，而从各乡各村里来的赶街人则会在圩亭外找空位，一天要给2毛钱到5毛钱不等的费用。

赶街人蹲在街边，摊开塑料布，把箩筐里要售卖的货物一件件掏出来摆放整齐，像一个围着圩亭无限往外扩张的“回”字形，将热烈的喧嚣层层铺开。

趁外婆张罗生意的时候，我便顺着那“回”字的甬道四处流窜，看那些人售卖的物品，也看他们的衣衫。穿着蓝色土布衣衫的是壮家人，他们的摊位上多售卖的是鸡蛋、玉米、青菜等物；头上盘着一圈厚重黑布的是瑶家汉，他们会卖些菌菇、蜂蜜、板栗等山货；而那些戴着闪亮银饰，连耳洞都被一个银色圆圈撑得巨大的是苗家女，她们通常卖的都是一些手制的饰品，以及绣着精细纹样的虎头鞋、背带等物品。

其中，最特立独行也最吸引孩子们的当属杂货郎。他们并不坐下摆摊，而是推着一个自动车往那一支，打开后座上的箱子，掏出各种稀奇的玩意就往身上放。各式的帽子叠在头顶，鞋子用鞋带系着在脖子上挂了一串，手臂上搭着衣物、毛巾，手里还提溜着各种玩具，见着人就扯起嗓子，晃动身体招呼人们来看。这情景和我那只会笑眯眯静静坐等有人来询价的外婆完全不一样。

但神奇的是，外婆揽客的本事没有，社交的能力却不弱。在她摆摊的前后左右，熟识的、陌生的，甚至是语言不通的那些，她都能靠着比手划脚，相互之间聊得眉开眼笑、点头频频。不待我想个明白，一抬眼扫过去，发现周遭众人俱是如此。

热闹的街市沸腾着市井百态，有些为了讲价争得面红耳赤，有些早早卖完了货凑在一起对歌诉情，还有些抹着眼泪向身边人倾吐苦水。那时候的街，是一个地方最鲜活的存在，更是繁华的代名词。因为即便同住在县城，但凡其中有人来句，我住在街上——众人立马心知肚明，这家有钱。

街市旁的房舍长年敞开大门，原本是为了接纳那些前来讨水或是避雨的赶街人。一来二去间，街上的居民时常收到赶街人的赠予，便不时帮着他们寄售些卖不完的货物。慢慢的，居民门前的货架摆了起来，粥铺支了起来，口袋也逐渐胀了起来。于是乎，又有更多口袋鼓胀的人搬到了街上来，与一条街相依相生、相互成就。

我对于街的那份特殊情结，或许就是在那时根植种下的。纵使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新，老街越来越少，我仍执着于每到一处地方就寻个当地的老街旧巷，走一走，看一看。

本次到访那良，得益于广西作协与防城港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在看到行程单的那一刻，我是欣喜的，那良古街——我要来了。

大巴上，我用手机翻查着相关资料。据记载，那良历史悠久，于清顺治年间成圩，那良古街也随之陆续建成。旧时，每逢圩日，从上思、宁明等地以及越南而来赶圩的商家和群众多达上千人，许多民宅还顺势搞起了客栈，其繁华兴盛可见一斑。

车子到街口的时候，雨正淅沥沥地下着。街边一家店铺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正坐在落雨的屋檐下与几位年轻的小伙打牌。见我们一行走过，他们飞快地瞥来一眼，又旋即落回牌上，并不为来客所惊扰。

石板铺成的街道积着一滩又一滩的水洼，映照出周围建筑的模样。三四层高的楼，竹节般一栋紧挨着一栋向上拔起，露出黑灰的水泥墙体又或是光亮的瓷砖。

我们走向的法式街，现已改称人民路，一眼望去，不见古宅旧建，只有密匝匝的“竹筒楼”在雨幕中悄然肃立。

这些年，我到过许多的老街，有的保存较好，老幼闲居怡然自得；有的人去楼空，苍凉孤寂，不存一丝烟火气；有的是全新的仿古建筑，熙来攘往皆是过客。

那良的古街会是什么样呢？它是已经全然被眼前的一切所代替，还是藏在了更深的巷子里？

转过一个弯，一栋残破的建筑撞入眼帘。三层高的法式洋楼，被层叠的黑色泥垢和青苔夺走了原本的鲜亮。仰头，天空从楼上数扇圆形拱券内透了出来，连带着透出房后的半截砖墙。空寂的长廊上没有伫立的身影，只有滥生的野草与藤蔓，在我看过去时，张牙舞爪地向我回望。

身边响起一声叹息，我这才得知，眼前的建筑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丢失了它的房顶，也失去了主人的踪影。

接下来的行进里，我们又陆续见到了几栋外观相似的法式建筑。它们乍看之下像是骑楼，却又与骑楼不同，骑楼的下廊沿街后退，可供人通行，而这些建筑下廊两边俱是墙体，门前的空间多用于堆放各家的柴禾或是杂物。

这些旧时的建筑遗存，零星地夹杂在一栋栋新起的楼房之内，门扉紧闭、不闻人声，偶尔见一两户的二楼廊中悬挂着衣物，却不知那究竟是仍有人居，还是邻人借用了这通风遮雨的便利。

莫名的，我又想起了街口的那一幕。眼前的建筑就像围桌而坐的他们，新老并存，似突兀，又合理。

思绪纷飞间，我们行至担水街与法式街的交叉口，这里坐落着叶瑞光的故居。时光的印记在它身上同样清晰，雨水与泥垢让整栋建筑呈现出黑灰驳杂的古旧之气，但许是仍有人居的缘故，它成为了我在法式街见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建筑。

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格，屋顶为中式硬山搁檩，正面三层均有前廊，二、三层各有数个圆形的拱券，顶上用青花瓷片镶嵌着装饰，颇有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融合味道。

故居的门前停放着一辆新式的电动车，屋内不时有人声传出。我正打量间，一个学步的孩童从半掩的门后探出头来，见着我们一行倏地又缩了回去，跌跌撞撞地跑开，消失在黑暗的转角处。

我本欲上前的脚步忽而顿了一顿，有些羞于打扰。这种羞愧源于我自身的浅薄，我对那良的历史，对叶瑞光，实在是所知甚少。

听同行的人介绍，叶瑞光系陈济棠原配叶洁芬的弟弟。

据说在陈济棠主粤时期，叶瑞光跟随其至广州，做过一段警卫工作，在警队当过巡官，后又出任广州缉私舰舰长，经常活动于广州至澳门一带海域。后来陈济棠下野，叶瑞光解甲，曾到广州、香港搞过数月的商业性海运，后因海情变化而弃业回乡，在那良寓所居闲直至新中国成立。1952年，叶瑞光迁居那良镇大勉村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1958年，于大勉村病故。

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波澜壮阔又或是静水深流，又岂是寥寥百字可以尽诉。这古街上的建筑，每一栋都曾演绎过不一样的精彩，非我的步履匆匆可以窥见。

我想，我会再来的。届时，我一定敲开那些古旧的柴门，细听时间的故事。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