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夷珊来自北流，他的诗中充盈着北流的气息和南方的风味，蕉风榔雨、北仑河畔、鸟族盘旋、平原霜露，构成了他笔下的八桂世界。根植于对南方平原、乡野、植物的实感体验和心理认同，谢夷珊已经把这种体验内化为文学表达的习惯。近年来，他逐渐突破地域的界限，不断向南方以南的海洋和异域寻求诗意，于行走间抵达视野的新高度。在他今年获得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的诗集《兰卡威一日》中，诗人以一种兼具地方精神和世界观念的“在地全球”意识，将南方经验由广西城镇，推广至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文莱、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凭借对海外风景和本土景观的经验融通，谢夷珊再造了诗性的海洋文明与人类情感空间，为“新南方写作”赋予了独特的表现可能，也标示出他在“新南方写作”谱系中的重要位置。

凸显地域性文化特征的作家，往往都会为作品植入相对稳定的地标符号，以夯实诗性想象的基础。谢夷珊的诗作便包罗了一系列地方文化要素，尤以北仑河为代表。这是诗人倾心的原乡意象，是中国与越南的分界之水，也是抒情者心中的神秘界河。北仑河承载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感念，也是他从地角遥望天涯的起点。在《北仑河口古村落》中，诗人立足南方，继续向南眺望，“像一个冒险家，胸怀远航之旅”，朝着“少年时代便向往遥远的彼岸”出发。“北仑河”如里程碑一般，印刻着诗人对故土的情感和记忆。从北仑河走向“遥远的彼岸”，亦是想象飞升的契机，昭示了奔向开阔经验的可能。诗人以从过去的生命时间与南方空间里获得的生存经验、风景体验、文化意识为依托，向未来的时间和尚未涉足的南洋空间探险掘进，使“南方”化为诗歌经验层面上的中介，便于他打通连接过往与未来的精神通路。此刻的“南方”内化了诗人的北仑河记忆。同时，他即将要塑造的“新南方”又超越了单纯地域性的文学表达，呈现出曾攀言及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经验。

由文化想象而观，“整体性的南方”指涉了新南方想象和传统“南洋想象”之间的联系。要从修辞伦理等角度打通这种联系，需要作家凭借实际的行走，观察、串联、重组固有的“南方/南洋”观念与新鲜的域外体验之间的关联点和脉络线。近年来，谢夷珊在南洋的文化活动和行旅经历，正可支撑这种“整体性”的构建。他的足迹遍及与中国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也涵盖了马来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南洋群岛上的国家。结合北流的生存经验，诗人将自己在“南方之南”的行走体验与之融会贯通，尝试探索一种基于地域整体文化记忆特征的南方诗学。诗集《兰卡威一日》中，他以叙写人物为基点，通常采用速写的方式，细腻捕捉、定格沿途所观的人文景象，绘制海岛居民的生活画卷。这些人物有着彼此殊异的文化背景，却在日常生活习惯、民族文化风俗、族群精神信仰等层面，聚合、沉淀出内在的共同体意识。细究其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窥见端倪。

首先是对神秘文化的企慕。大概是源自桂文化中神性、灵性和奇幻性因子的深刻浸染，谢夷珊的诗歌多再现、还原此类原初的文化映像，特别是从民族色彩浓郁的仪式习俗中发掘巨大的精神力量，将其意象化之后纳入诗歌的表现空间。漫行在南中国海的周边岛国，能够触发诗人观察兴趣的，往往还是那些地方文化礼俗和独特的人文形象。南洋岛屿的奇丽风俗，给予诗人极强的感觉冲击力，他认识到东南亚文化与桂文化都有着多民族聚居、多样态文化融合的特点，侧重于对热带空间内“神秘”文化等超自然要素的共通性体认。由“神秘”生发的诗意，足以抵御俗常经验的侵袭，它是诗人叙写异域风情、品读人文信息的意义支点，也是新鲜精神质素的重要来源。

其次是由特性鲜明的南方山水品格出发，体察生命个体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当地人和海洋文明的共生关系，具象化摹写“新南方”的海韵风致。《奔跑的棕榈林》中，起伏连绵的棕榈林仿若奔忙的人，“唤醒沉睡的内陆”，“舞蹈在马六甲海岸”。这些棕榈林“伸出的手掌是万物的/远方鱼虾的故乡，是湛蓝的海湾”。诗人视域里的棕榈林、港湾仿若母体，成为孕育人类文明的胎盘，神秘莫测的海洋，见证了人与世间万物的生长。源于对海洋文明的尊重、敬畏和理解，谢夷珊纵深探问沿海居民共有的海洋文化品格，以人与海洋的关系为纽带，将陆地和岛屿连接成为海洋命运的共同体，彰显出宏大的文化意识。

三是切入岛国人民热情、直率与淳朴、内敛并存的性格属性。一方面发掘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共同锻造出的人性张力，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捕捉各民族人民耕作的场景，从“共同劳动”的视角归纳、透视文化共同体意识。《吉打的稻浪》中，那些提弯镰的人有“黝黑的马来女子”，“更有花格衫的泰国小伙”，文化交融的态势跃然纸上。《巴漳岛》则进一步延续了跨历史语境的思考，在悠久绵长的历史中，不同的族群来到巴漳岛，在此劳作，于斯繁衍，将生命意识投射在这片岛屿。通过世代累积的开垦，岛屿走向了现代，人类族群也在共同的耕耘中建立起同一的意识与相近的观念，实现文明的交流融通，并将他们对海洋的精神认同和心理依恋，扩散到更为广阔的地域。依靠结构性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诗人重述地方的风物志，他的文本实践契合了寻觅“整体性”南方精神的写作初衷，也为探求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诗学表达提供了思路。

谢夷珊的文本多以“在某地”为题，位置标识感极强。槟榔屿、斯米兰、雪兰莪、丹绒端、兰卡威……一个个新奇而遥远的名字，顺着诗人行走的足印，连缀进入诗歌的字里行间，形成一幅信息丰沛的文化地理图。检视旅人眼中的景观序列，会发现这些景物大都指向东南亚特有的海洋与山地，风景的主体由河流、丛林、火山、草潭、落日、海鸟、鱼群组成，多呈现动感的状态。但他并未过度滞留于奇观化的写作，而是试图通过组织、控制文本内风景的物象布局，使风景既再现了异域现实，又能借助独特的召唤性结构，抵达意蕴丰富的诗意空间。

诗人南行的第一站是越南，游览下龙湾时，他恍然发觉“月光朗照下龙湾，也朗照茶古岛/在北仑河畔，最适宜远眺”（《月光朗照下龙湾》）。写到东兴小城的京族少女时，又描述“她的脸庞像北仑河里月亮一样美”（《红木林上空的月亮》）。“北仑河”属于原乡风景，也是作家观看异域、考察人文的滤镜。在《可可树》《在丁加奴》《空旷的渔隐码头》等诗作中，诗人同样运用原乡风景解读域外景观，注重异国风物与本土心理经验乃至中华文化根脉的联系。位居其中的核心情愫，是作家对故乡的眷念，对祖籍观念与文化圈层的认同。因此，悟读海湾风光，心怀中华历史，追忆移民同胞，诉说世事沧桑，构成谢夷珊东南亚书写的显在情感旨向。再看《在伊洛瓦底江眺望白鹭》，抒情者随着白鹭飞行的轨迹眺望群山，走近记忆中“沿着宁静的岸边缓慢地滑翔”的一群白鹭，它们穿越缅甸，回归中国，像作者一样，沿着独龙江、恩梅开江，归于“灵魂降落之地”。南方之南，对于诗人是一次精神的寻根之旅，风景则充当了他追溯情感的引线。此刻，旅行者演化为梦幻者，风景的结构也由诗人观睹的实景向梦幻者构思的虚景蔓延。两种风景叠合而生，虚实相映，诗人的思绪也跟随海浪的方向流动，磨砺着诗歌的情质，使文本的意境由神秘趋向神性，渐而开阔、澄明。

从青年时期开始，谢夷珊便擅长以梦幻的感性思维，将诗歌领入充盈主观情绪的世界，表露对世情与万物的感思。《兰卡威一日》中的风景时空，也融合了梦幻思维的点化之力。很多时候，诗人主动把自己置于黑夜，洞察那些观光客甚至是当地人习焉不察的幽微景象，释放着梦幻者的独到智慧。如《西湾渔镇》里，抒情主人公“从河流泅渡大海”，身处棕榈林的深处，将“义无反顾遁入夜的黑”，与隐匿其间的诸多“灵魂”交谈。《海边坟场》亦采取类近的思路，远离渔港小镇上熙熙攘攘的游客，作家却要去“描临魑魅天空下一片坟场”，和那些“幻成海天间游荡的灵魂”对话。这般景象如梦似幻，勾连冷寂和神秘，读之却不悲凉。远离喧嚣的现实，诗人在异域空间内沉浸至当地人“过去的时间”，于时间的流转、空间的位移中重组记忆，显现出独特的心理感觉结构，也透过文本语境，完成了对风景的再造。

结合诗集中的大多数作品，回览诗人梦幻思维的最终流向，仍是游子对文化中国和中华民族身份的深切怀想。例如，他经常会把“鱼虾”的游动与“飞鸟”的盘旋作为核心风景，以之喻指文化迁徙者的生命起伏。鱼虾和鸟族的生命微小纤弱，却最能体会到海洋的温度与天空的气息。诗人对鱼和鸟的怀想，实则牵涉着他对迁徙者辛酸的感怀。读《兰卡威一日》一诗，诗人观瞧到椰树林后面的鱼干厂，“悬挂金黄的鱼虾/鲜亮、闪耀”，随后，他将诗文导向梦幻的情境，抒情者试图乘船逃离，“把从大海里打捞的/红蟹、青虾、花贝捎走/随即给万里故国放飞一只信鸽”，猜想“寓居异国的亲人旅人，同样/遥望日落海角，明月天涯/隔着万里，与你们对话”。诗歌的意义层次经历了从现实到幻境的转折，鱼虾“生命沉没的声响”和它们“蹦跳上岸与棕榈飒飒飘扬”并置，隐喻了诗人对人类生命循环往复的慨叹，也再次指向他对家国、故乡、母语、祖籍的心灵憧憬。

还应注意的是，谢夷珊的南方风景具有召唤性的结构，其精神召唤的“方向”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是内敛式的，维系着既往的时间，将人们引向北流、广西以及作家记忆中的河流；另一个向度则是开放式的，集中体现出行旅经历对诗人精神视界的塑造。借助海洋风物对诗心的激发，作家的精神主体向域外风景尽然敞开，来自原乡的人与外物的自洽联系，也在异邦的时间和新的“故乡”内得以缔结。诗人把南方视角与南方经验广植于东南亚的土壤，将域外行旅体验稳步转化为“新南方写作”的普遍经验，使“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宽度和经验广度得到双向拓展。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国际交通愈发便捷，越洋旅行成为人类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也激发诸多诗人参与其中。穿越时空带来的文化位移感受，已是当下文人的共性体验，由此也带来“纪行/纪游”文学在新时代的兴盛。处理这类题材时，作家一般会将与旅行相关的地理、交通、风俗等信息融入作品，标示出身心均在路上的状态。谢夷珊的诗歌便保持了相对一致的开篇形式，他往往以“我来到”“我穿越”“我赶往”“我奔赴”“我远离”等语式，阐明自己的旅行者身份以及行走的动向。为了突出个体和陌生时空的联系，他还会清晰地揭示与游历地相关的地理时空信息。如“我的背后是辽阔的内陆”（《澎湖列岛》），“我背靠西马东海岸，确切地说/是从彭亨河的热带雨林匆匆赶来/眺望与大海平行的关丹海滩”（《关丹海滩》）。《自霹雳州北上》中写道：“自霹雳州北上，我将奔赴印度洋/椰风飒飒，沙子树木纷纷扬扬/上面是吉打州，下面是雪兰莪州/天空犹若明晃晃的刀把其切割成块/西南面朝马六甲和苏门答腊。”这些文本动态呈现了人与异国空间场域的关系，凸显渺小的个体和大洲板块之间的鲜明对比，又张扬了人在地理版图上自由行走、向生命未知领域持续拓进的探索精神。在谢夷珊的视域中，风景成为主体心理和精神活动的载体，人亦从风景中抵达自洽的状态。诗人没有过多纠结于身处异乡的迷惘和忧思，他把文化乡愁视为契机，由孤独跨入宏大的审美境界，感受到生命的自足和精神的安逸。

沿着河流的方向，他一路向南，不时回望北方，凭借“和风景相逢——与风景同体——从风景中独立”的运思路径，持续消化、更新随时繁衍增殖的南方经验。他的“行走的诗学”，已将旅行中的观察思考化为自我精神的一部分。面对宏大的风景，诗人的肉身是渺小的，而他的灵魂却在人与风景的对话中走向坚硬、粗砺和博大的悲悯，主体的自由意识亦喷薄而出。从故乡到他乡，再把他乡诗化为新的故乡，诗人对人、世界与美之间的奇异联络愈发敏感，视界得以向宏阔处延展。最终，孤独的旅行者会意识到，自身的位置便是风景的中心，隐逸其间的，是一个适应跨文化迁徙语境的现代主体人格。这就使得谢夷珊的南方书写较之过往的南洋书写，无论是在游历者的观物视角、述景策略还是文化迁徙者的心理结构方面，都有新的质素汇入。

谢夷珊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只是远离岭南，不懂得该如何奔跑”（《在岭南》）。从旧时光里走出的人，如何将自我投射到新经验的想象中去？如王德威言及的“放大地理视野，超越家国界限”，向更南的南方行走，正是诗人给予世界的回应。南方经验既是在地经验，又是诗人自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他突破写作惯性、从容面对中年悲欢的一剂良方。他坚信“艰难的跋涉，并非虚空无谓的/总会在梦境和现实的交替中前行”（《在丁加奴》）。面向广西以南的大海、岛屿，涉足地球之南的美洲雨林、东非荒原，谢夷珊重新定义了世界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断强调着肉体与精神在行走中双重“抵达”的意义。这种以南方阅读世界，又在世界中发现南方的域外文学行旅，磨炼了写作者对不同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同时拓宽了“新南方写作”的意义空间，切实显示出这一理念的文化辐射力与精神聚合力。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