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壮族及其先民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中原地区鼓乐文化、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对铜鼓铸造业产生重要影响，加快了铜鼓铸造的进程。壮族及其先民铸造的铜鼓，既保持地方民族的特色，又借鉴和融入了中原青铜铸造工艺和花纹装饰，使之成为壮汉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合体，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铜鼓铸造；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见证

铜鼓，因以铜铸造而得名。其高大的形体、庄重的造型、洪亮的音质、精美的纹饰、精湛的工艺和多重的功能，集权力、神性与乐器一身，成为壮族及其先民骆越独具特色的一种青铜器，是壮族及其先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综合体现，也是广西壮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因铜鼓与中原的铜鼎属性基本相同，都是权力的象征，故有“北鼎南鼓”之说。壮族及其先民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壮族先民骆越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鼓，并穿越历史时空，随着骆越民族的不断发展，世代传承下来，至今仍在壮族民间流行使用，被称为“活着的铜鼓”。正是壮族及其先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塑成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和独具风韵的铜鼓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青铜文化宝库。另一方面，铜鼓作为壮族古代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载体，从铜鼓的起源、铸造工艺、鼓体造型到纹饰图案，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吸收、融入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和历史见证。通过对壮族及其先民铜鼓文化中的独特性及其包含的中原文化元素的甄别与剖析，可以增进人们从整体上对广西民族与中原汉族关系及其文化交流互鉴历史的了解，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9日）等重要论断的理解，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

一、铜鼓：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

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别具特色的一种青铜器，在我国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中风韵独具，光耀闪烁。我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最多的国家，而广西和云南则我国发现铜鼓最多的地区；在海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也有发现。随着民族的迁移和文化交流，铜鼓还传入东南亚地区，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根据2015年开展的全国铜鼓专项调查统计，我国馆藏的铜鼓1676面，民间收藏的铜鼓约1500面。其中广西是出土、收藏铜鼓最多的地区，馆藏的各类铜鼓500多面，民间收藏的铜鼓，仅河池市所辖各县就有1417面，其中东兰县538面，是收藏铜鼓数量最多且流行使用的县，被命名为“铜鼓之乡”。如果说，云南是发现年代最早的春秋时期的万家坝型铜鼓，那么，广西则是发现铜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类型最全（即铜鼓分类中的八大类型都有发现）的地区。

壮族及其先民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出土的铜鼓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类型齐全，铜鼓学界划分的八大类型铜鼓，在广西都有发现。1994年田东县林逢镇和同村大坡岭战国墓葬发现两面万家坝型铜鼓（因最早发现于云南楚雄万家坝而命名），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鼓。而后相继在田东、西林、贵港、平乐、贺州等地发现石寨山型铜鼓（因最早发现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战国墓而命名）。1955年广西北流县发现云雷纹大铜鼓，鼓身高67.5厘米，鼓面直径165厘米，重达300公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铜鼓，故被誉为“铜鼓之王”，被命名为“北流型铜鼓”；1987年灵山县旧州乡长基行政村尚坪村出土一面鼓面饰有蹲蛙立体造型的铜鼓，被故名为“灵山型铜鼓”；1972年在广西藤县蒙江横村冷水冲出土一面鼓面四周铸有蹲蛙、骑士及鸟兽立体造型的铜鼓，被名为“冷水冲型铜鼓”。【按照考古文化类型标准器出土地命名的原则，以最早发现的地点命名，此后凡发现与其文化形态相同或相似的遗址或文物，皆以其最早出土地点命名之。另，我国铜鼓学界，按照铜鼓的不同形制和花纹，将我国各地发现的铜鼓分为八个类型：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 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 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等。其中的北流型（北流县）、灵山型（灵山县）和冷水冲型（藤县）铜鼓，因最早在发现于广西，故以其发现地作为标准器命名。】从铜鼓造型和纹饰特征判定，广西出土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应是从云南传入，而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形制和纹饰特征与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明显不同，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都是鼓面小于鼓身，颈胸外弧度大于鼓面；石寨山型铜鼓的鼓身多饰羽人划舟、羽人舞蹈花纹图案；而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都是鼓面大于鼓身，鼓面边沿多饰有蹲蛙、牛、骑士等立体形象，其中以北流型铜鼓年代最早，约为战国至秦汉时期；而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约为汉代至隋唐时期。可以肯定，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应是世代居住在广西的瓯骆工匠所铸造。宋元至明清时期，壮族民间相继铸造和使用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铜鼓。特别是红水河流域上游的东兰、天峨、南丹等县壮族民间，因流行“蚂公式节”活动，几乎每个村乃至每个宗族，保存有雌鼓雄鼓相组合的铜鼓。当地壮族以拥有铜鼓为荣，凡节庆、祭祀、集会、喜庆之事，必敲击铜鼓伴奏歌舞，春节期间村与村之间还举行赛铜鼓、跳铜鼓舞活动，雄浑洪亮、震撼人心的鼓声伴随着人们的歌声舞蹈和欢笑声，在山谷田峒间回荡，成为壮乡一道别具特色的文化风采。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铜鼓铸造技术失传，铜鼓存量日趋减少。因铜鼓属大型空腔类器物，鼓壁薄且均匀，铸造工艺复杂，对音色的要求极高。因此，铸铜鼓之形易，而敲出的音色要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则难。直至20世纪90年代，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韦氏兄弟经过多年探索与反复实验，终于掌握了铜鼓铸造工艺技术，成功铸造出形音兼具、获得当地老鼓手和群众认可的铜鼓，失传的铜鼓铸造技术终于得以重拾和延续。在铸造过程中，韦氏兄弟还融入现代科技和文化元素，实现了铜鼓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尔后，东兰民间工匠也掌握了铜鼓铸造技术，开始铸造铜鼓，使得民间铜鼓的拥有量日与剧增，实现了铜鼓文化的复兴和光大。壮族铜鼓文化还影响及广西的瑶、苗、彝等民族，丰富了广西铜鼓文化，反映了广西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铜鼓已走出壮族山乡，进入城市的节庆活动，并且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大雅之堂。壮族铜鼓习俗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铜鼓图像则成为城市建筑装饰和雕塑的重要元素，营造了浓郁的铜鼓之乡的氛围，实现了铜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和特色文化的亮丽名片。

据研究，铜鼓由炊器的釜发展演变而成。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和信仰观念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多重功能：一是乐器，即在节庆集会或祭祀活动敲击铜鼓伴奏歌舞，营造隆重、热烈气氛，激发歌舞者的热情，以敲击铜鼓为节拍歌舞的节奏，呈现出抑扬顿挫、整齐划一，赏心悦目效果。二是权力、社会地位、身份或财富的象征。历史上，因铜鼓是青铜器中的重器，通常是部族中德高望重、富有权威的首领、王侯、将领或贵族才拥有铜鼓。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八五载：“俚僚贵铜鼓，以高大唯贵。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雄。”三是神性之器。历史上，因铜鼓响彻、浑洪之声，如同雷声，故被壮族及其先民赋予神秘的灵性，视之为沟通神灵之器，铜鼓面上所饰的太阳纹、蹲蛙、牛、鹭鸟等塑像，是壮族及其先民崇拜的对象，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铜鼓的神话故事，故认为铜鼓是一种通神之器。在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祈求天降雨水、风调雨顺、农业丰产。唐代许浑《送客南归有怀》中就有“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的诗句。四是敲击以集众或作为指挥军队作战的号令。

铜鼓主要由铜锡合金铸成，由鼓面、胸、腰、足、耳和立体饰像六个部分组成，形如圆墩，鼓胸曲腰，腹和底皆空，两旁附对称双耳，遍体饰纹，可谓集造型、雕塑、刻画铸造、乐器、礼器、重器于一体，融科技、美学、物理、化学、几何、工匠精神和民族智慧于一炉，堪称精美的艺术作品和包含诸多科技元素的产品。壮族先民骆越工匠大约在战国时期开始铸造铜鼓。随着铸造经验的积累、技术的提高和认知的深化，骆越工匠从早期铸造的小型实芯器物的基础上，逐步掌握了铸造大型空腔类青铜器的工艺技术，开始了铜鼓的铸造。大型空腔类、圆形且侧面腰部呈曲线起伏、器壁厚度不足1厘米的青铜器，是青铜铸造中难度最大的一类器物，其铸造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实心体或小型空腔类器物。实验考古证明，铜鼓模与范的塑造及纹饰雕刻是关键，首先是选择质地纯净、粘性强的泥料，经过充分拌合，以增加其粘性，然后先塑出鼓的内模，而后在内模外壁通体刻画布局有序、种类多样、线条细腻、构图完整的花纹图案，继而用泥料完全敷盖在内模上，以翻出范板，如此一来，内模通体上刻画的纹饰便翻印于范体内侧；然后将外范分割为二，使之与内模分离；接着要将内模（即范芯）外壁通体削去一层泥料，再套上外范，其间用支钉有序支隔，使内模与外范之间形成空隙，其空腔的间隔度便是铜鼓的鼓壁厚度。最后将合金的铜液从浇注孔注入空腔内，直至饱和。待铜液冷却后，揭去外范，捣碎内模，取出铜鼓，而后对浇注过程中形成的毛剌、飞边等进行修整，再焊卯上另行铸造的立体装饰塑像和鼓耳，一件完整的铜鼓便告完成。而耗费工匠们大量劳动和精心制作的模与范，只能铸造一面铜鼓后便废弃。若是继续再铸造一面铜鼓，需要重新制作模与范。所以，在出土的众多铜鼓中，没有两面完全相同的铜鼓，原因便在于此。在广西发现的许多铜鼓内壁，还发现有铲削的痕迹，专家分析认为，这应是工匠们为调节铜鼓音色留下的，说明先民们对铜鼓音色的重视。据铜鼓专家研究，铸造形体如此宏大、结构如此复杂的铜鼓，很可能已采用从中原传入的失蜡法进行铸造。通过对铜鼓铸造工艺及过程的记述，便可知铜鼓铸造的复杂性及技术难度，其中还不包括铜锡矿的开采、冶炼、炼炉修筑与结构、鼓风设备、合金比例等。

从出土铜鼓的形制和纹饰看，铜鼓的铸造，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早期铸造的北流型铜鼓，形体虽大，但器壁厚重，纹饰也较简单，音色低沉。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铸造的灵山型和冷水冲型铜鼓，结构合理，造型美观，线条起伏有致，纹饰丰富，布局合理，构图精美，地方特色鲜明，音质宏亮悠扬，标志着铜鼓铸造技术的成熟。铜鼓的铸造，工艺复杂，技术难度大，涉及铜锡矿的开采、冶炼、合金、铜鼓模范的塑造、装饰图案花纹的雕刻、合范、浇铸、修整调音、焊接（鼓面装饰塑像）等复杂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精湛的技术和娴熟的工艺，同时还需要高效的组织与分工。壮族先民瓯骆工匠在学习和借鉴云南百濮工匠铸造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型铜鼓造型的过程中，根据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在铜鼓造型、结构、花纹图案装饰等方面，作了诸多改进，摄入了诸多本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铜鼓铸造的创新，并且包含了诸多科学原理，提高了铜鼓品质。秦汉至隋唐时期，壮族及其先民铸造的铜鼓，形体适中，装饰美观，纹饰精致，显得庄重大气。骆越工匠铸造时，将鼓面延伸至鼓身外，既可优化音质，又便于手持移动。其鼓胸束腰侈足，具有敲击铜鼓音的共鸣与释放。鼓面边沿的立体装饰雕像，皆取材于其生活、信仰和崇拜物，如青蛙、牛、鸟、龟、骑士等，并且采用单独雕塑和铸造的方法，而后焊镶于鼓面周边，严密稳固，浑然一体，可谓匠心独具。更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尚未出现圆规类绘图工具，但工匠们铸造的铜鼓，无论是鼓面、鼓胸还是鼓底，线条圆润，规整对称，完全符合黄金律，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高超、娴熟的铸造工艺和创造智慧。宋代刘恂《岭表录异》中赞曰：“蛮夷之乐有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壮族及其先民铸造铜鼓造型之庄重，结构之精妙，纹饰之精致，由此可见一斑。

二、铜鼓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的一种标识性青铜器，也是壮族及其先民文化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壮汉民族的智慧和创造精神。铜鼓作为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民俗、审美为一体的重器，无论是其起源及其文化内涵，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积累，即铜鼓的造型来源于作为日常生活中用于炊煮的釜；铜鼓中心光芒四射的太阳纹、鼓面边沿的立体蹲、牛、鸟等图像，寓含着壮族先民的太阳、青蛙、牛、鹭鸟的崇拜，是工匠们对生活的观察、提炼，融入铜鼓文化的结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