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者：黄禹熹（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受访者：黄土路（河池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文学创作一级）

黄禹熹：提及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总是期待看到他们具有强烈民族性的内容。您作为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壮族作家，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无法直接捕捉到壮族元素，这是否是有意为之呢？

黄土路：也不算有意为之吧。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壮族元素可能是小时候穿的带有民族特征的服装。另一个是壮语，但是到你们这一代，可能就不说了，我们这一代最后的一个民族标签应该是壮语，但是我们没有使用壮文来写作，在写作里面，我们壮族的符号会消失很多。一个民族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是他的民族性格。有些评论家说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温暖、慈悲的悲悯情怀，那些其实是跟我从小接受的、父母给我的教育也有关系，比如父母讲的民间故事。壮族元素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内在的民族性格、为人处世的方式，这些在写作中具体体现为对具体的人的关怀，而不是变成一个符号。我认为我的写作是有壮族的一些东西，这些就像血液里面的东西一样，不一定是铜鼓、绣球或者是红鸡蛋。

黄禹熹：您曾提到“为故乡立传”，您怎么看“故乡”和“民族”的关系？会觉得民族元素已经融入了故乡写作的母题当中吗？

黄土路：对，但故乡只是我们出发的一个地方，即使是壮族，我依然想把它放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TA是人类的一部分，人类有的情感壮族人都会有。我们写作其实更关注的是人类本身。在这个写作过程中，我也写过稍微有些民族特点的作品，比如写我老家的河是怎么变成湖的。因为下游拦水建了个电站，从下游开始到我老家那就形成了很大的湖，我觉得这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一个很大的事件，我想要在一部小说里面把它留下来，所以就写了那样的文字。很多东西会消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方式、玩的各种游戏，还有亲人也会一个个地离去，不可能说再造一个，我们只能在文字里面把它们留下来。再比如说少数民族的很多生活习惯，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不断地改变，我们不可能再骑马，那种方式已经离去了。如果还在文学里面写骑马，那就跟这个时代脱节，所以我更愿意写的是一个壮族人整个的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

黄禹熹：您认为想要使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一个高峰，是否一定需要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民族性呢？

黄土路：是可以有，但不管是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关注的一定是人类本身。我们也有很大的空缺要填补，例如壮族的历史、祖先穿的民族服装、说的壮话，以及还用壮族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时代，还有很多需要去面对。作为一个写作者，可以转身去面对那段历史，写一些比较大的题材，比如说我老家“东巴凤”一带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根据地的故事，我之前写了一个提纲，拿到了广西文联的一个长篇小说的扶持，但是最后还没有写出来，因为对那个年代的很多东西还把握不住，又去找了很多资料，做整理，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作。这其实就是重新面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写作，也是很重要的写作。现在我写中短篇小说，写动物的小说，都是为了给那样的写作做准备。

黄禹熹：在您的散文中，我经常能感受到您对现代化的思考，您怎样看待现代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冲击呢？

黄土路：我觉得现代化对每个民族的冲击都很大，它会让很多民族融合在一起，这是好的事情，但同时也会让很多民族丢失自己民族的标签。人们为了弥补这种丢失，做了很多努力，比如重新设计一些壮族服装，尽管壮族人从小到大没有穿过那样的服装。现代化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一样，小时候玩的游戏，一些民族特色的衣服都消失了。现代化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生存方式，民族的东西也会不断地改变。如果写作没有改变，只是固守印象中壮族的样子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以前我做编辑，看一个名作家写的稿子，里面人物还是狗剩、二蛋。但我想，现在到农村去，还能看到谁的名字叫狗剩、二蛋吗？没有，说明观念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少数民族作家也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这样才能真正抓住自己本民族的人们生存思想的变化，情感的变化。

这几年的三月三，比以往热闹了，好像大家要重塑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前回去，唱山歌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走过村子时，听见哪一家传出山歌的声音，那一定是有个老人在那里。但这两年我感觉到好像农村有年轻一代又回去唱山歌了。所以民族文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发展规律，大家觉得某种珍贵的东西要丢失的时候，就会把它留下来。

黄禹熹：我对于现代化最深刻的体认是方言的丢失。我现在已经不太能说壮话了，比如在阅读韦其麟先生的《百鸟衣》时，我也下意识地使用普通话。您在创作的时候会特别使用方言吗？

黄土路：我在二十几岁时写作，脑子里出现的声音是桂柳话的声音。因为每写下一个字，脑子里会出现它的声音。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逐渐就变成普通话了，好像就逐渐忘记了自己写作的时候是用桂柳方言。跟朋友聊天，发现他有时会冒出一句很有民族特点的语言，我就会特别惊奇和喜欢。这些东西藏在民族性格里，在日常生活里面突然出现，有点像基因或者是符号，但是也不像铜鼓和木棉的符号那么明显。

我爷爷那辈说“脸盆”的壮话和我父亲以及和我们这一辈说的“脸盆”都不一样，所以在某个地方突然见到一个人，说出很久远那辈人的某个单词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泯灭不了的。

黄禹熹：这相当于是一种文化本能，那您的创作是不是在寻找这种本能，希望在文学中重现的是这种呢？

黄土路：现在我要写故乡的小说，我更愿意面对的是当下人们真正的思想。比如说拆迁来了他们会怎么样想，他们怎么想出自己的道理、自己的规则：该给谁，不给谁，他们都有自己的逻辑或者别的考量。当下的壮族人民的变化与整个时代变化是一样的，完全符合人性本身，所以我最近也考虑写一些当下农村的小说。我想这个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同样会发生，因为大家生存的处境、状态、需求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相同的，他们在面对同样的事情时，一定也有一些是共通的。所以人性在壮族、其他民族、其他国家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