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一个冬天的周日，父亲蹬自行车送我去县城参加作文比赛。我裹在厚厚的棉袄里，贴着父亲温暖的背。那时的公路总是上坡下坡，上陡坡时，人们一般会下车推着车步行，因为蹬车上坡实在费劲。但是那一天遇到陡坡，父亲没让我下车。我知道，父亲不让我下车步行，不仅是让我能在他肩膀下躲避寒风，还希望我把气力都留到赛场上。

因为父亲肩膀的庇护，从家到赛场的几公里，凛冽的寒风只是擦着我的帽檐儿掠过。还好，那次比赛我拿了一等奖，没有辜负他宽阔的肩膀和冻得通红的双手。

从记事起，父母就是家乡最偏远乡镇的小学教师，他们一天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父亲常常带着小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排练文艺节目。除了排练，他做得最多的是挎着手风琴为各种演出伴奏。他挎着手风琴的双肩，右肩略高于左肩，他拉动手风琴的时候，双肩会向两侧耸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就是我心中音乐老师的形象。

也许是耳濡目染，我竟有了一些乐感。小学时每年六一儿童节，都要进行合唱比赛。二年级又临近儿童节比赛时，父亲提出要教我作合唱指挥。他端起双肩，展开双臂，反复示范。他把珍藏多年的指挥棒交给了我。那根指挥棒，其实是一根废旧的收音机天线。比赛开始，我右手一甩，收进底端的各节天线被甩出来，天线立刻伸长、定格，成为一根指挥棒。在人们没怎么见过外面世界的20世纪80年代，这可是相当拉风的玩意儿。那时，我脑里便是父亲微微耸起的肩膀。每一次从拘谨到奔放的指挥，都如同父亲的肩膀附在我稚嫩的双肩。尽管父亲只教了我四二拍和简单的技巧，但我仍在全学区的合唱活动中一战成名。一直到初中毕业，我垄断了所有参加过的合唱比赛的指挥第一名。

应该是三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目睹父亲写美术字。那时进入我们乡的路口竖着两根方形的柱子，就像一个大门。父亲把梯子搭在柱子上，提着装红色颜料的桶，往梯子上爬。他在梯子上似乎有些吃力，不仅双脚蹬着梯子，双手也得跟着使劲，肩膀也随着往上一耸。他用排笔蘸着颜料在柱子上写字。我忘了玩耍，仰头盯着父亲每一个动作，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字。因为是印刷体美术字，讲究横平竖直，他的肩膀必须端得很平。两边柱子的词儿，我记不全了，只记得一边柱子上写的是“同心同德”。这之后的很多时光，这个场景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学二年级时，我按捺不住这种好奇，开始在方格本上写我自创的美术字。这种对美术字的迷恋一直贯穿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生涯。尤其是大学四年，我设计了数不清的变体美术字，并让它们出现在五花八门的板报手抄报。在还没有电脑打印大字的年代，我用排笔写的一米见方的宋体字“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甚至被依样制成铁皮字，挂在我念的大学进校大道的两侧。我所念的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校园里到处是我写的美术字。我先用排笔在废报纸上写出字形，学校党委宣传部再组织同学依样用白纸剪出字体，再用别针钉在红色横幅上。那应该是手写手绘美术字时代的极致。

那时候，家乡即将迎来一件大事。当地政府要为这次事件做宣传，就找有些绘画功底的父亲画宣传画。每天工作时，父亲把我摆在他画桌的一角，他则拿着画笔，蘸着广告颜料，照着手册绘画。因为是漫画，画上的人物比较夸张，但极大地激发了我的绘画兴趣。从那以后，我常在图画本上照着一些简单的图画绘画。我展出的第一幅画作很简单，画的是一只熊猫，简单得只有轮廓和黑白两色。

2018年，我刚跨上人生的一个大台阶，父亲竟猝然离开了人世。整理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小姑娘，坐在小木箱上，两只羊角辫，两只大大亮亮的眼睛。我很少见到素描能把眼睛画得那么亮，那一定是画画的人，对绘画的对象有着深深的爱。大姐说，这是她小时候，父亲专门为她画的画像，为这，她在小木箱上安静地坐了两小时。

这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画。其实我还见过他画的梅花和喜鹊，打底的是蓝墨水，颜料是一般的广告色，纸张是一般商店就能买到的白纸，他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地作画。

我绘画的理想，随着岁月的流逝，无可挽回地远去了。偶尔忆起，还会记得我着迷地盯着父亲的笔尖，和笔尖下魔术般的画面，我时时抬起头，看一看父亲因手拿画笔而耸起的肩。

父亲担任小学校长，学校的钢板和蜡纸就放在家里，每到段考期考前，他都会连续几个晚上趴在桌上刻试卷。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还听见吱吱嘎嘎的声音，那是铁笔隔着蜡纸在钢板上划动的声响。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肩膀沉默而有力量。

那些日子，我喜欢从书刊上收集一些材料，比如短诗、谚语、小故事，我精心设计插图、标题和版面，一丝不苟地把它们刻到蜡纸上。然后把蜡纸蒙在白纸上，和妹妹一道，印制自己的“报纸”。多年之后，我就读的大学经常有板报、手抄报比赛，我把自小积累的本领认真发挥出来。那些年，我垄断了所有参加的板报、手抄报比赛的一等奖，尽管对手中有艺术系。

从初中开始到高中毕业，大概前后有六年时间，我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我用晚自习试着推敲格律，或者写小小说，这些事极大地消耗了我的时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达不到父亲的期望。高三时，父亲到学校参加家长会，结束时，天空飘起了雨，父亲撑着伞，和我一起走出教室。雨滴敲在伞面，发出沉闷的声音。他把伞向我一侧倾斜，除了飞溅的水雾，我几乎没有淋一滴雨。他的右肩，衣服被雨水淋湿后的颜色一点一点深下去，可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他默默走着，我挨着他，不敢出声。我知道他的失望像他淋湿的肩膀颜色在不断加深。

父亲那天穿的中山装，被我带到了大学，有时穿着它走在校园里，会涌起挥之不去的羞愧感。

现在回想，那些年月，父亲的肩膀一定经常酸痛，因为他双肩的中间，有一个凸起的肉球，据说是吃过极大的苦，下过很大力气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凸起。从记事起，父亲常跟我们讲述他如何放弃祖屋，到县城求学；讲述他在县文工团的时候，到很远的地方演出，在野外过夜，有时还得淋雨；讲述因为遭遇变故，他和母亲背着两岁的大姐，踏上前往桂滇边界新岗位的漫漫长路。当然，还有很多经历他来不及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