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7年前的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9月，阳明先生接受嘉靖皇帝的诏命，从绍兴启程，经桐庐、常山，过江西南昌、赣州，到广东北江、西江，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1月21日到达广西梧州，进入“两广总督府”办公。时年阳明先生56岁，他的身份、职务及权限是：南京兵部尚书、新建伯兼任左都御史、总制两广及江西、湖广临近地方军务；主要任务是处置广西思恩、田州之乱。一年以后，即1528年10月，已经完成了使命任务，再也经受不起疾病折磨的阳明先生，给皇帝上书请求返回浙江余姚老家治病，遂离开南宁往梧州到广州候旨。此后，久等圣旨不至，而病情日益严重，遂就道江西返乡，11月到达江西南安青龙铺时病重不治去世。如此一算，阳明先生在广西任职正好跨度12个月的时间。而此前不久，他刚在广西立下两项军功：同年2月不动一兵一卒即平息了思、田之乱，让各路土司豪强打打杀杀了八九十年之久的思恩、田州等地归于平静；7月他抱病带兵“袭八寨和断藤峡，破之”。这是绵延一百多年的两处骚乱被征剿得最为彻底的一次军事行动。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明朝大臣，后以哲学家身份出名的黄绾曾给朝廷上一封《明是非定赏罚疏》，总结阳明先生一生的功业有“三大学问、四大军功”，而其中两大军功就是在广西取得的这两项军事功绩。

阳明先生行船离开南宁不久，来到横州乌蛮滩的郁江伏波庙河段，想起15岁时曾做过一场梦，梦见景仰已久的汉朝伏波将军马援，于是，阳明先生登岸进庙拜祭伏波将军。拜祭之后，他不禁回忆起多年来带着病重之身为国事奔忙，如今广西战事已了，自己却病情严重，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心生无限感慨，两首七律《谒伏波庙》由此而出。其中第一首就有本文标题“尚喜远人知向望”一句。阳明先生是说，此次赴任广西，让他感到高兴而欣慰的是，生活在荒远之地的少数民族，还是知道向慕想望、渴求道德之善的。用当今的话语体系来说，阳明先生这是表扬广西少数民族有向往、知良善、晓大义。

历史名人的足迹一直都是人们追寻的兴奋点，尤其像阳明先生这样一位“完人”“圣人”“大儒”，其生平事迹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56岁高龄而且已是肺病缠身并在家休养了六年的阳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由于几封至高无上的圣旨，他即被调到广西来任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调动，让他再也不能继续他心心念念的与众同道和诸弟子围炉品茶畅论“心即理”“致良知”的学问，生命的火花最后在这片偏远的南疆之地耀眼地熄灭了。

阳明先生名声之大自不待言，然而长期以来，有一个现象却令人困惑，那就是，广西以外的人，很多并不知道他来过广西；而广西本地人，也大多不知道他来广西到底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人们知道最多的是，阳明先生到过贵州一个叫龙场的小地方。这是因为，他早年曾被降职调到那里担任龙场驿站的负责人。而此前，他是朝廷里的刑部主事。这是一个大体相当于如今司局级的领导干部。由中央机关的一名司局级领导变成偏远山区的贵州龙场一名几乎不算什么级别的驿站负责人（驿丞），换作一般的人，可能经受不住这种断崖式降职的打击而从此销声匿迹，在西南地区的大山里了此一生。阳明先生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在龙场任职的时间里，除了完成本职岗位工作之外，还思考着人性、人生、生命、心理、宇宙、真理以及先贤思想、国家治乱等高大上的理论问题。结果，让他收获了一个“龙场悟道”的重大成果。于是，阳明先生到过贵州的名声和影响，就比他到贵州隔壁的广西响亮得多。

其实，如果说，阳明先生在贵州的“龙场悟道”是一种学术上的脱胎换骨的话，那么，他在广西的活动，就是他一生功业的圆满收官之作。

阳明先生在广西时间虽短，做的事却不少，他平息思、田之乱，征剿“八寨”和断藤峡，裂土分治，筑城建县，建章立制，办学讲学，宣传教化，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诗、文以及有关社会治理的高水平政论文书，每一项都可以独立成篇载入史册。而他以“十患十善”之策，不费一兵一卒，就平息思、田之乱，成为《孙子兵法》中最高境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彩注脚，更是给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履历增添了辉煌的休止符。

如今，已经没多少人知道，古田州，今田阳，曾经被改名为“田宁”；更少有人知道，在思恩、田州所在地的右江河谷一个“万人洞”的悬崖上，有一块阳明先生亲自手书的勒功石碑，广西博物馆现在还保存有拓自原碑的拓片作品。碑文大概的内容是：广西思恩、田州这个地方已经乱了多年，皇帝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甚是担心，特命新建伯王阳明前往处置，但要充分体会并贯彻皇上爱民如子的大恩大德，勿动刀兵；王阳明到任后即撤掉守备部队，对当地作乱的大小头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结果“诸夷感慕，旬日之间，自缚来归者，七万一千。悉放之还农，两省以安。”落款还刻下了当时参与勒石的诸多官员的职务和名字。这是一块很珍贵的文献性碑刻。阳明先生勒石纪功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这偏地之民从此要感恩皇帝和朝廷，友好相处，永享太平盛世。

纪功碑自然值得珍藏和记取，而之所以能够勒石纪功却是缘自“十患十善”之策，这更是阳明先生治乱谋略的精彩之笔。

众所周知，阳明先生是儒学大师，一生主张以“致良知”“心即理”等学说教化天下，以知行合一之法达到经世济用之目的，从而引导人人向善，社会得到有效治理。他是思想家，说得很多，但他同时也是实干家，践行知行合一，做的实事也不少。虽然此次嘉靖皇帝要他来广西处置思、田之乱，开始时曾因为身体有病、想和身边的同仁继续深入探讨心学以及儿子还太小等客观原因而不愿意赴任，但一旦接受了诏命，他就一心一意盯在岗位职责上，决不含糊，甚至不再顾及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他于1527年7月得到圣旨，9月启程赴任，11月21日抵达梧州就任，12月5日到达平南，与前任姚镆将军交接工作。接着，他即召集石金、林富、汪必东、沈希仪、张经、张祐等人，以及在军前用事的各级官员，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置思恩、田州之乱。他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广西思、田之乱已经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地方已如破坏之舟”。而事实上，当时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泗城州的土司豪强之间的兼并战争，早在明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洪武十三年，泗城土司岑振袭击利州，被平定），到明英宗第一次当皇帝以后愈演愈烈，不时混战，至此次思、田之乱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对这段历史，阳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于是他说：“今若必欲穷兵雪愤，以收前功，未论其不克，纵复克之，亦有十患。” “故为今日之举，莫善于罢兵而行抚；抚之有十善。”这就是阳明先生著名的处置广西思、田之乱“十患十善”谋略的出处。

所谓征讨“十患”，主要内容是说，当今皇上提倡以孝治天下，若再打仗，必定影响到皇上好生之德的名声；自骚乱两年来，官军所费银米已经巨大，今若复欲进兵，必定导致财匮粮绝；开战以来，数万兵士已经归心似箭，战斗力大减，加上水土不服，病死过万，军心已经不稳，如若再战，必有土崩瓦解之势；骚乱以来，两省之民无法正常耕种，若复进兵，田地又将荒废，而所征用民夫又将加重百姓困苦，必群起而为盗；田州外捍交趾，内屏各郡，属于边境地区，边民既是我朝居民，又能自然守边，若开战必定造成边民生乱，边疆不稳。如此种种，阳明先生的“十患”归纳起来就一句话，如果对思、田之乱，采用征讨之法会有十个方面的害处，实在不可取。

而相反，如果采用罢兵招抚之法，则有“十善”：可全活数万无辜之生命，又宣扬了皇上好生之仁，还可保存国家元气；可息财省费，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可使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而免于疾病死亡，脱离刀枪之惨；可使百姓得以及时耕种，不废农作，更不致自弃生计而为盗；可散土官之兵，各归守其境土，而感知朝廷不杀之恩，反侧之乱自消；可使远近之兵，各归旧守，边疆守备得以巩固；可以消除馈运之劳，省掉夫马之役，贫民解于倒悬；可使土官无唇亡齿寒之危，湖兵早归，莫不安心定志；可使思、田遗民得还旧土，内安其民，外防边夷，中原得以安枕无事；可使当地百姓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官军免长途远征之苦，居民无往来骚屑之患，商旅通行，农安其业。阳明先生这“十患十善”之策，共有20条之多，1800余字，条分缕析，几乎包含了民生福祉的方方面面，其切切治乱之情，拳拳爱民之心，溢满字里行间，实为当时解决骚乱难题之最佳方案。

为使“十患十善”之策取得成效，阳明先生刚到南宁驻扎，就立即采取措施：“二十六日，臣至南宁府，乃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同时，他“因复开朝廷威德，备写纸牌，使各持归省谕卢苏、王受等”，限定带头作乱的卢、王在20天内，接受招抚，解散从众，各归复业安生。“苏、受等得牌，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当即撤守备，具衣粮，尽率其众扫境来归”，卢苏、王受等“皆囚首自缚，各与其头目数百人赴军门投见”。按照阳明先生的纪功碑所言，“自缚来归者，七万一千。悉放之还农”。一场骚乱终于在阳明先生的恩威并施之下平息了。

对此，阳明先生最著名的弟子之一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掩饰不住抒情笔调，欢欣鼓舞地写道：“是皆皇上神武不杀之威，风行于庙堂之上，而草偃于百蛮之表，是以……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数万生灵。”

这样，才有了前文介绍的阳明先生带队来到右江河谷勒石纪功一事。说到勒石纪功，我们又不得不想起大汉王朝的两个人和两件事。

《汉书·霍去病传》记载，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6次统率精骑，万里奔袭击败匈奴兵，直抵大漠深处，每次都斩获无数，最后一次直抵狼居胥山，登临瀚海，然后在山上封土为坛，祭天以告成功。而《后汉书·窦融列传》记载，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和副将耿秉等人率军大破北单于于稽落山，并追击深入大漠，使匈奴81个部落20余万人来降，然后登上燕然山，命班固在山上勒石纪功而返，窦宪因此被拜为大将军。从此以后，“封狼居胥”和“燕山勒石”遂成为后世勋臣名将追求向往的功业巅峰。

学贯古今的阳明先生在指挥制作右江河谷勒石纪功之前，肯定熟知这两个典故，那是千百年来人们每每想起都依然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的故事。阳明先生是不是也想让后人看到并永久记住，他奉君命、抱病体千里奔赴岭南，来到这么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平乱，与霍去病和窦宪他们当年深入广袤的漠北，击溃强悍的匈奴兵集团，是同样的彪炳史册？我们不好揣测。我们知道的是，隐藏在云贵高原边陲那崇山峻岭之中的右江河谷，根本不可能与万里黄沙、千里沃野的北方大草原相比。那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无限宽阔的场景，而坐落在右江河谷狭小地段上的思恩、田州，一匹马的嘶鸣即可响彻四面青山，用不着抬眼远眺，那连绵不断的群峰便奔来眼底，地形地势上就不可能与大漠黄沙同日而语。而且，阳明先生所平息的思、田之乱没动一刀一枪，没有发挥出他与一支强大正规军战场见高低的超卓能力，甚至包括他此前的江西平乱以及紧接而来的征剿广西“八寨”和断藤峡之战，也都是跟地方叛兵和山寨的“匪患”打仗而已，无论怎么说与一场大规模战役的格局和档次相比都是有些区别的。因此，这就注定了他在广西右江河谷勒石纪功之举，在历史的烟云中很快销声匿迹，知者不多了。

事实上，让阳明先生在平息思、田之乱中名垂史册的，应该是他从政治远见和军事手段双管齐下出发，由此作出的“十患十善”的卓越谋略。这谋略直接放生了七万多当地少数民族民众，使地方免遭战火涂炭，也让乱了百年之久的桂西民族地区从此由乱而治，维护了边疆的稳定。遗憾的是，阳明先生“十患十善”的良策，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朝廷和皇帝的充分认可，嘉靖皇帝甚至还认为他处置广西思、田之乱和征剿“八寨”、断藤峡是“恩威倒置”，夸大虚报战果。阳明先生病逝后不久，嘉靖皇帝下诏禁止他的“心学”传播。

直到过了40年，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即1567年5月，才恢复了阳明先生的名誉。又过了17年，即1584年，明神宗又批准王阳明、陈献章与胡居仁、薛瑄共同被祭祀在孔庙。自此，阳明先生由曾经被皇帝和朝臣共同认定的“罪人”而变成国人拜祭的“圣人”。而此时，阳明先生已经病逝56年了。

面对历史的刻意忽略和忽对忽错，人们往往无可奈何。正如阳明先生《谒伏波庙》诗中所言：“此行天定岂人为！”阳明先生在广西一年的功业和委屈只有明眼者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