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两岸的花山岩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绘制的艺术杰作，是当时骆越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形象反映，并以其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和多重价值闻名于世，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花山岩画绘制过程中，将其部族在社会活动中吸收和融入的中原文化元素反映到岩画上，丰富了岩画内容，为岩画增辉添彩。因而，左江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 ：左江花山岩画；中原文化元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广西左江流域及其支流两岸悬崖峭壁上的花山岩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居住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绘制的艺术杰作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当时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仪式集体拟蛙舞蹈场景的形象反映，承载着壮族先民社会生活、文化风貌、思想观念、艺术特色和美好愿望。其中以宁明县明江南岸的花山岩画规模最大、图像最多、内涵最丰富，在沿江一面宽210米、高约50米的崖壁上，密集分布着1890多个赫红色图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图像最多的一处单体岩画，堪称是左江岩画的代表作，因而将左江及其支流沿岸发现的岩画，统称为“花山岩画”。岩画从左江上游的龙州岩洞山到下游的扶绥县镇龙山，分布着82处岩画，绵延200多公里，形成一道规模壮观的露天岩画长廊。因岩画分布密集，规模宏大，图像众多，形体高大，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岩画，也是广西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左江花山岩画是骆越文化、信仰和艺术风貌的形象反映。无论是岩画分布、画面上程式化的举手蹲足的拟蛙舞形态，还是由正身、侧身人物、钟鼓等图像的组合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同时也包含有诸多中原文化元素，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南传和骆越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吸收与兼容。所以说，左江花山岩画是骆越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通过对左江花山岩画反映的文化艺术特色和蕴含的中原文化基因的辨识与诠释，诠释中原文化对骆越文化乃至左江花山岩画艺术的深刻影响，揭示自古以来广西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广西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增进人们对壮族及其先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和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认识和了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

一、享誉世界的左江花山岩画

穿流于广西西南部崇山峻岭之中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黑水河沿岸200多公里的灰黄色悬崖峭壁上，分布着82处岩画，其中龙州县21处，宁明县7处，江州区29处，扶绥县23处，大新县2处。这些岩画经历两千多年的阳光照晒和风雨浸蚀，其赫红色图像依然清晰鲜艳，在灰色山崖和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焕发出神奇的艺术魅力。

岩画皆使用赫红色颜料绘成。画面图像由人物、动物（犬、鸟类）、乐器（铜鼓、钟、铃）、兵器（刀剑）等组成。人物是画面上的主体图像，占全部图像总数的90％以上。人物、动物和钟类图像均采用色块平涂法绘成，其形态呈剪影式，犹如人、动物的“影子”。人物图像有正身和侧身两类，正身人物高80-120厘米，最高的达2.4米（宁明花山）；侧身人高60-100厘米，有的图像画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器）、女性（孕妇）特征。正身和侧身人物图像的手足姿态基本相同，即双手曲肘上举，两脚交叉开呈半蹲姿势。各处画面的人物手足姿态大同小异，呈高度雷同化。动物则以犬类居多，皆侧身，且多处于图像组合中心的高大正身人物脚下方；鸟类亦侧身，处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头上方，但数量较少。乐器类以外圆内带芒星的铜鼓图像居多，或成组排列，或处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脚下方，或处于侧身人群队列的上方。钟类以羊角钮钟最具特色，因钟体上方有两只外撇的钟钮，形似羊角，故名。此类羊角钮钟是骆越特有的一种乐器。武器类的刀或剑，多斜挎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的腰间。画面上的图像看似凌乱无序，然细观之，其排列多有一定的规律与组合。其图像的典型排列组合是：以一个形体高大、腰佩刀或剑、脚下有一犬或铜鼓的正身人物为中心，左右两侧或四周有序排列着若干形体相对矮小的正身或侧身人，形成众多形体矮小的人簇拥中心的高大人物的场景。画面上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乃至各种器物图像，都具有其特定的寓意或功用。

那么，左江花山岩画是究竟是何时由哪个民族绘制？古人为何不畏艰险、攀援至陡峭的悬崖上绘制规模如此之大、图像如此众多的岩画，而且人物图像形态千篇雷同，画面上众多举手蹲足的正、侧身人物、画面中心高大人物脚下的铜鼓或犬类以及具有明显男女性别特征的图像有何寓意，岩画图像颜色为何经久不褪？关于这些疑问，因年代久远，又缺乏史料记载，故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使得神奇的花山岩画平添了一层神秘面纱。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启动，自治区政府委托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组织开展左江花山岩画系列课题的研究，使学术界再次掀起左江花山岩画研究的热潮，区内外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通过积极申报并获准立项。学者们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手段，对左江花山岩画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全面、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对于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族属、性质、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绘画方法、艺术特色、作画颜料、岩画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基本得到破译与揭示。学者们还通过对东兰、南丹、天峨等地壮族民间流行的蚂公式节（又称蛙婆节）活动的祭祀仪式、拟蛙舞、敲击铜鼓、唱赞颂蛙神的山歌等场景，认证了壮族蚂公式节与花山岩画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诠释了花山岩画的图像组合形式、文化内涵和举手蹲足图像是人们的蛙神（雨神或雷神）崇拜和跳拟蛙舞祈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的深刻寓意。学者们根据岩画上的铜鼓、羊角钮钟等具有年代特征的图像和岩画上覆盖于岩画图像上、下的钟乳石、遗存的木桩等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结果，认证了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绘制岩画的民族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骆越人；其岩画是当时骆越人为祈求风调雨顺、稻作丰收、人丁繁衍而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形象反映；画面上举手蹲足姿势的正身和侧身图像，是当时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跳模拟青蛙跳跃舞娱神、祈求丰年的典型舞姿的定格造型，是骆越人崇拜青蛙、雷神或犬、鹭鸟的反映；认定画面中心形体高大、身佩刀剑正身人，应是有着崇高威望的骆越部族首领或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师，左右或四周身形矮小的是参加祭祀部族成员，众人在部族头领或祭师的率领下，踏着鼓乐的节奏，跳着拟蛙跳跃舞以娱神，祈求风调顺，生产丰收；画面上的铜鼓、羊角钮钟，是祭祀活动中用以节奏歌舞、营造热烈氛围的乐器；而画有勃起生殖器的男性、孕妇或男女交媾等图像，是骆越人对男性或女性生殖的崇拜，意在祈求人丁繁衍，部族兴旺。岩画颜色之所以历时两千多年的日晒雨淋而不褪，一是使用具有很强稳定性的赤铁矿粉为颜料，经研磨后加入含有草酸钙的植物汁液为黏合剂；二是石灰岩崖壁具有很强的吸附颜料的特性；三是当时骆越画师多选择沿江两畔略为向内倾斜的崖壁作画，可避免阳光的暴晒和风雨的冲刷。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岩画颜色经久而不褪。

另一方面，左江花山岩画的构图艺术形式也是独具匠心，并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岩画以概括与夸张的手法，采用平面色块平涂、辅助少量线条的方法进行绘画，形成剪影式的艺术效果。纵观左江花山岩画，人物、动物图像的构图简约、概括、凝炼而准确生动，其中又不乏夸张或抽象因素。诸如画面主体的人物形象，一般只表现出人的头部、身躯和四肢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的结构皆采用大色块平涂的圆、长方、方和三角形、腰鼓形等简略的几何形色块概括而成。人物形象既无面部五官，没有身体各细节结构的表现，其外形完全是剪影形式的效果。犬及鸟类图像也是仅描绘其物象的外缘轮廓，使之呈侧身的剪影式。画面上的人物、动物及其他佩饰物、器物等图形，皆采用大色块作平面平涂，具有高度概括、笔法凝炼、比例协调、形象鲜明、生动传神、布局合理、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更令人赞叹的是，画师们在强烈的精神信仰的驱使下，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攀援到到陡峭的悬崖上面壁作画，并且绘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画像众多、形象生动、均衡对称、组合丰富、寓意深刻、千古不朽的画卷，充分体现了骆越族画师们娴熟、高超的绘画技巧和精湛的绘画技艺。

左江花山岩画运用绘画艺术形式，记录和再现了骆越部族的社会生活、稻作生产、精神信仰、文化风貌的生动场景，堪称是一部印在岩石上的骆越史书，是骆越绘画艺术成就的绝笔，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遗，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因此，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各国专家在审议中国提交的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文本或影像材料后，对“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对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示积极支持。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展示出独特的景观和岩石艺术，生动地表现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期间，当地古骆越人在左江沿岸一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目前对该传统的唯一见证。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及相关元素与当地铜鼓文化直接相关，见证了该区域广泛兴盛的文化特色。”对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示积极支持。专家们表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基于独特的景观构建方式和图像表达系统，生动地描绘了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约700年间，聚居于左江沿岸的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以及该区域由舞蹈祭祀仪式、岩画绘制活动彼此交融而形成的极其繁荣、富有活力的祭祀传统。此外，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形象及其相关画面内容是对中国南方历史悠久、至今盛行不衰的铜鼓文化的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记录。铜鼓是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长达2000余年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铜器。铜鼓不是一般的乐器，具有厚重的神器礼器和权力重器的色彩。花山岩画中关于铜鼓的图像详细记载了当时骆越人使用铜鼓的场景，是研究铜鼓乃至我国南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代表中国政府在发言中表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中国第一处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为构建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所做出的新的努力和贡献。（《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文化传媒网，2016年7月18日）

二、左江花山岩画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自古以来，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诸多古老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奠定了中华源远流长、丰富灿烂文明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人口增长或国家开发战略需要等原因，不断出现民族迁徙与流动，形成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邻民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接触、交往与交流。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类型。正是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民族文化类型的多样化和文化形态性的不同。正是文化类型与形态的差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吸收，借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和互通有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交流的规律，通常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影响和引领。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骆越人创造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的过程也是如此。

左江花山岩画铭刻着骆越稻作文明的印记，记录着骆越通过绘画艺术再现其丰富的生产、生活及祭祀活动的场景，承载着骆越独特文化和对土地、雨神（青蛙、雷神）的崇拜以及风调雨顺、生产丰收的祈求与愿望，诉说着骆越悠久历史、勇于开拓、不畏艰险谱写不朽岩画篇章以及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骆越稻作文化与中原汉族麦粟文化同属农耕文化类型，文化质态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原地区广袤无垠，江河横流，一马平川，土地肥沃，人杰地灵，富于开创精神，因而率先建立国家并进入文明时代，相继开创了闪耀着人类文明之光的青铜文化、古文字（甲骨文）、铁器文化、牛耕和“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开创者和引领力量。而壮族先民瓯骆居住的广西地区，地处边塞，境内群山连绵，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交通闭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且瘴气弥漫，生活环境艰苦，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发展缓慢。基于人类向往和追求文明进步的秉性，当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入广西后，使骆越人产生新奇感和向往情结，加上中原文化与骆越文化同属农耕文化，使骆越人对传入的中原文化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进而对中原文化进行学习、借鉴和吸收，融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之中，助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骆越人在创作和绘制岩画过程中，吸收和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诸如岩画上出现的铜鼓、铜钟、佩持刀剑、舞蹈形式等图像，不仅丰富了花山岩画的文化内涵，而且为岩画增辉添彩，实现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鉴与交融，折射广西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