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 “基建狂魔”的称号已传遍世界，高铁等令世人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见证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而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基建工程就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拓展了国家和文明的疆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成就秦始皇统一大业的军事利器

灵渠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开疆拓土的利器之一。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后，为将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以南地区纳入版图，公元前219年，派出50万大军南征百越。

各路大军三年不脱铠甲，战事非常吃紧，粮饷跟不上，于是又派人开凿运河，沟通今天的湘江和漓江，以运粮饷。公元前214年，运河凿成通航。解决了粮草补给、兵源补充问题，秦军最终攻下岭南，并在此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这片自古由越人掌控的区域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辖域。

秦始皇下令修凿的运河就是今天的灵渠。灵渠最初没有名，唐代以后称灵渠。其设计巧妙、结构完整、施工艰巨，2018年入选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灵渠全长36.4公里，整个工程如今看起来不算多么巨大宏伟，但地位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沟通了湘江与漓江，而湘江是长江的支流，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实际上是沟通了长江与珠江这两大交通命脉，也将岭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主要区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

据专家考证，当时秦始皇的大军开创的路线有4条，第一条是灵渠；第二条是从湘江转入潇水，越过九疑塞，进入广西的贺江，再到西江入珠江；第三条是从湘江转入耒水，越过骑田岭，进入广东的连江，再到北江入珠江；第四条是江西的赣江往上到章江，越过大庾岭，进入浈江，再到北江入珠江。其中只有灵渠是全程水路，其他三条都要在岭北弃船登岸，翻越五岭之后再重新坐船。

灵渠可谓开启了南岭交通的标志性工程，所以有人将它和长城相提并论，认为这是秦始皇修建的一南一北两大伟大工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认为，灵渠的意义和长城刚好相反：长城是防御性的，灵渠是沟通性的，这奠定了此后2000年中国历史的一个基调，那就是在北方以防守和战争为主，在南方以扩张、交融为主。

此后近2000年里，灵渠的军事功能一直没有丧失，历代史籍中都有军队利用灵渠运输兵马粮草的相关记载。

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叛乱，汉武帝出水军十万，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其中一路军队就是通过灵渠入漓江，抵苍梧。

这次战争后，汉武帝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个郡。自此，岭南地区比较稳定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

东汉初年，交趾郡（今越南中北部地区）征侧、征贰姐妹起兵反叛，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下平叛，也是从湘江经灵渠到漓江，再进入西江到合浦，然后沿着海岸线前进，进入交趾腹地，最终平定叛乱。

推动岭南经济繁荣发展的交通要道

灵渠最初因军事目的而建，但战争不是常态，一旦战争结束，灵渠很快转入日常运行，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重要支点。

清康熙年间，广西巡抚陈元龙所撰《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就精确概括了灵渠的重要地位：“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

经由灵渠，珍珠、犀角、象牙、玳瑁、果蔬、葛布等岭南特有的物资或经海外贸易而来的奇珍异宝，北上抵达京畿地区，中原的铁器、陶器、耕牛、农作物种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南输岭南。

广西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发现铜镜、铁器等等由中原传入的器物。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木牍《东阳田器志》显示，墓中的锸和锄等农具是由东阳（今江苏盱眙）引进，木牍《从器志》则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的记录，意味着这些器物和食物来自中原。此外，平乐、合浦等地汉墓中也出土不少铁锸。

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九真郡（今越南中部地区）太守任延，曾把中原的牛耕技术传到当地。

汉武帝平南越后，开通了基于官方保障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原出产的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等经灵渠转漓江，下桂江抵梧州，然后或出浔江、南流江，抵达合浦港，或顺西江而下番禺（今广州），从合浦或番禺出海，销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地中海地区。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港口、货物、人物等各方面信息，在谈到岭南时，用“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进行介绍，描述了当时很多中原商人到岭南经商并发家致富的情况。

除合浦、郁林、苍梧这3处汉郡郡治所在地外，广西的兴安、平乐、昭平、荔浦等经由灵渠北上的道路沿线也出土不少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考古学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与连接大海、辐射内陆的河流关系密切，得益于内陆发达的水陆交通网。

“湘桂走廊”就是当时内陆交通网中的重要路线之一。湘桂走廊包括经由灵渠沟通的湘江-漓江一线的水路和自今湖南永州、东安，经广西全州、兴安、灵川到桂林的陆路两途。

在中国制瓷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湘桂走廊沿线出现了全州永岁江凹里窑、兴安严关窑、桂林客里村窑、永福密田岭窑等规模较大的青瓷窑。这些瓷器作坊生产的青瓷经水路运到广州或合浦后远销海外。考古学家认为，其窑址设在灵渠这一交通线上或其附近，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灵渠具有交通便利的优势。

历代古籍中，都有灵渠得到修缮疏浚并发挥货物运输作用的记载。比如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到兴安县游历时，就用“巨舫鳞次”记录了灵渠繁忙的交通运输场景。

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

灵渠不仅是沟通岭南岭北的交通之路，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之路，这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意义更加深远。要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天下，不但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天下，也是文化上非常多元的天下。

当时的中原地区是老牌的华夏国家，北方的燕赵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秦国被视为戎狄，文化上比较接近西边的族群，楚国则长期不被承认是华夏，百越就更在华夏文化圈之外。

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和广西大部、越南北部、福建南部等区域，是我国古代越人聚居地，由于部族众多且分散，被统称为“百越”或“百粤”，无论是政治制度、族群特点还是文化风俗都与中原有很大差异。

要在一个拥有如此多文化区的地方建立统一的国家，难度可想而知。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只能一时奏效，真正的统一，还要有文化的向心力，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接近、互相包容。灵渠的出现，就像在不同文化区之间架起桥梁，为文化的交流互鉴创造了条件。

从岭南地区特别是桂东北地区、粤中北地区历年面世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秦汉时期该区域越文化与汉文化交流融合的趋向——该地区两汉墓葬中出土的遗存，包括陶器、原始瓷器和青铜器等，除了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还可以提取出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元素。

比如铜制的鼎、盒、壶、钫是中原文化典型的礼器组合，这一组合的仿铜陶礼器在广西汉墓较多出现，体现了中原礼制在岭南社会得以推行。

史籍中关于越讴的记载则反映了早在西汉时期，汉越之间的文化交融就已上升到官方层面。越讴是岭南越人的一种民歌，歌者一边划船，一边和着节奏歌唱。汉惠帝宫廷里有一个岭南来的官员叫张买，他就能“鼓櫂为越讴”，在陪侍皇帝游玩园林的时候，他划着船桨唱越讴，唱的都是规劝的话。想必曲调是岭南的，语言是长安的，不然皇帝恐怕听不懂。

据《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的叔叔王商也喜欢越歌，甚至不惜破坏长安城墙，穿城引水，让越人歌手划船唱歌。

东汉时期，岭南地区诞生了古文经学大师——陈钦与陈元父子、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专志《异物志》的作者杨孚。陈钦为苍梧郡广信县（今梧州）人，曾到京城长安向古文学家贾护学习《左氏春秋》，是当时全国的古文经学权威之一，其子继承父业，被后世誉为“岭海之儒宗”。杨孚是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人，公元77年被任命为议郎，成为汉章帝身边参与议政的近臣，他所著的《异物志》第一次对岭南的风物进行了系统整理。

学术界普遍认为，当时岭南地区已建立与汉文化、楚文化的互动交流机制，有力促进了该地区文明的发展，因此才诞生了一批名流、名著，而要实现这种互动交流，包括灵渠在内的水陆交通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加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古老运河

相对于军事上的占领，对岭南实现真正的统治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过程也是各民族由隔绝走向交融、由分散走向一体的过程，而灵渠就是这一过程的忠实见证者。

秦始皇初设岭南三郡时，与内地诸郡不同，这里只设一个南海尉统领三郡，掌握兵权。岭南三郡相当于3个军事据点，下辖若干县，等于派出若干小据点，据点之外，仍是越人活跃的地方。为有效控制岭南，秦始皇让进入岭南的大军就地留戍，随后又将中原人迁到岭南，与越人杂居。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两次出现有关遣戍岭南的记载。当时岭南乃瘴疫之地，自然环境恶劣，“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去趟岭南相当于杀头，所以只好强制，强制的对象主要是曾经逃亡的犯人、赘婿、商人以及犯了罪的官员。

还有一次，南越地方官上书中央，请求送来单身女性3万人“以为士卒衣补”，帮驻军缝补衣服，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戍军的婚姻问题。报告打上去，秦皇帝批了一半，1.5万人。

可以想象，在秦代，一批又一批的人从中原来到长江以南，经过洞庭湖进入湘江，再溯江而上，穿越灵渠，到达岭南。

秦末天下大乱，第一任南海尉、“能和粤众，粤人皆附”的任嚣病重将死，他将手下龙川县令赵佗召来，告诉他中原动乱，可趁此机会关起门来自立为王，有利条件之一就是“颇有中国人相辅”，即有中原来的部属帮忙，可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统治。

不久，秦朝灭亡，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恒山郡真定县（今属河北石家庄）人，本为秦军将领，后来却成了岭南的土皇帝，而且非常长寿，从秦始皇时期一直活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南越政权存续93年，其中由他统治的时间就达67年。

汉初，赵佗接受汉高祖赐予的南越王印绶，南越成为汉朝藩属国。赵佗引进、推广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实行“和辑百越”政策，笼络闽越、西瓯、骆越等部族，吸纳越人进入核心管理团队，赵王室还带头与越人通婚。

比如连续辅佐赵佗等三位南越王的丞相吕嘉，就是番禺（今广州）人，他的宗族里有70多人为官，男的都娶王女为妻，女的都嫁给王子及其兄弟宗室之人。

据《汉书·高帝纪下》记载，刘邦曾评价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因其治理有方，中原迁来的人没有受到损害，粤人互相斗殴之风大息。在他的统治下，岭南地区社会较为安定，各民族深入交往融合。

汉末以后，中原长期战乱，岭南一直保持了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成了避难的桃花源。大量中原人南渡，他们大多通过水路沿湘江经灵渠、漓水到达岭南，成为南北文化融合的使者。

在军人、官吏、流放之人、淘金者、躲避战乱之人的作用下，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岭南变得越来越“中国”了。

如今，灵渠上早已看不到当年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它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安静地站在那里，只通过不息的水流、古朴的建筑，向中外游客诉说岭南由蛮荒走向繁荣的历史，讲述各民族共同开发岭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