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大学的社团生活丰富多彩。A同学加入了舞团，街舞、民族舞，舞舞有律动，舞舞见青春；通讯社的B同学每天忙忙碌碌，很快就有作品见诸报端；骑行俱乐部的C同学时常呼朋唤友，到各地骑行、露营；加入了学生会的同学俨然职场中人，那份从容自信的气质让人好生羡慕。

班上只有我加入相思湖文学社。凭着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我轻而易举通过师兄师姐们的面试，成了文学社的一员。这个社团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成立于1989年，是享誉文坛的相思湖作家群的发源地，社报《相思湖》由著名作家、诗人臧克家亲自题赠“相思湖”三字，分量十足。

我加入的是文学社的编辑部。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相思湖》报的编辑出版，以及其他一些稿件的处理。除了编辑部，社里还有秘书处、外联部、信息部等部门，大家打成一片，常常爆发出欢声笑语。社长张阳耀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文艺青年，策划能力一流，带领大家成功举办了多场重要活动，如广西高校现场作文大赛，纪念海子、三毛诗歌朗诵会和社庆活动等。

一排老旧的平房横卧在草木深处，居中的小屋是文学社办公室。斯是陋室，唯我们的青春和梦想在此处生发和流连。墙上随意拼贴着社员们的生活照，熟悉的、陌生的面孔上无不是年轻真诚的笑容。留言本写了一本又一本，满是文学社里的朋友们留下的痕迹。有时洋洋洒洒好几页，有时是只言片语，有时仅有几笔俏皮的画；有人给大家分享好消息、好心情，有人把留言本作为倾诉对象，充满天真和迷茫……隔了几天没去办公室时，我总惦记着留言本上有没有新的文字。没人的时候，我默默翻阅那些文字，好像在从别人的世界边上路过，无声地，和他们一起欢喜或失落。我想，那是文字的意义之一。

师兄师姐们要暂别文学社，去忙更重要的学业和事业了，即将升上大二的我们将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因为稍微出色的文学创作成绩，我被选为编辑部部长。

某学院团委组织了一次征文，委托文学社评审作品。我从社员中找来几个文字功底较好的，学着之前师兄师姐们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布置他们和我一起看稿件。来稿水平其实都差不多，立意和文采不相上下。但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大学生。这篇文章行文平实，字里行间却道尽了作者的艰辛、失意、淡然、从容和不放弃，让人感受到弱者力量的不可忽视。那时经常读青春文学，我有过悸动，但从没被打动。这是我第一次被同龄人的文字打动，想把这篇文章定为一等奖，却不被团委的负责同学所理解。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好的作品应该像祈祷，能够给人以救赎。文采斐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矫饰的，但一篇直面内心的作品，必然经历了作者自己的困惑和挣扎，这样写出的文字远比通过矫饰得来的文字可贵。团委的同学最终是否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早已忘了，但我记得自己当时领悟了文学又一重意义。

我对编辑出版行业早已心向往之，编辑《相思湖》报的任务让我跃跃欲试。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大学生的文学园地，可怎么也是由臧克家老先生题写报头的，当真马虎不得。编辑报纸的过程中，我们经受了不少挫折，却也由衷感受到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乐趣。从组稿、选稿、编辑、校对到正式出版，历经一两个月的忙活后，黑白两色的4开报纸散发着新鲜的油墨芬芳，一张张铺展在我们面前，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文学社编辑部还负责校报文艺副刊版的编辑。前任副部长黎师姐从校报卸任前，推荐我接手她的工作。她学的是编辑出版专业，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除了排版，我还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编辑工作的细节和窍门。当时的校报负责人是黄国春老师，我与这位资深媒体人的接触不多，但他对我的指导和点拨十分专业而有针对性，让我受益良多。

从黑白色的《相思湖》报到色彩斑斓的校报，我接触到的稿件除了各个院系的同学们的，还有学校里的老师甚至是校外作家们的，比如著名作家王一桃和鬼子等的作品，这让我过足了瘾。每月一期的校报印好后，黎师姐带着我将沉甸甸的报纸一摞摞捧在手上，分发到学校的各个角落。报纸发完后，手上的分量轻了，心里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却一点点变重，或许我就在那时生发了今后成为一名真正编辑的梦想。

后来就由我独自编排校报文艺副刊了。再后来，由我带着两个师妹进行校报文艺副刊的编排。她们也是文学社编辑部的成员，一个是热爱文学的非中文专业学生，另一个对文学作品有很好的领悟力，都足以胜任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没有砸文学社的金字招牌。渐行渐远渐无书，后来的她们从事什么行业，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短短一两年的校报编辑工作，一定也对她们有潜移默化的滋养。

又一年过去，我们变成了更多人的师兄师姐，也将渐渐淡出文学社了。面对新来的社员那些清澈的懵懂的面孔，我们终于也有了“年轻真好”的感慨，随后投入临毕业前的烦琐事务中去。有人考研考公，有人忙着实习，但都还盘桓在相思湖畔，总有碰面之时。学小语种的同学要到国外留学一年，文学社的朋友们相约去送他们，大家一一握手作别。一转身，他们已远在海外；一年后回来短暂相聚，一挥手，我们的大学时代就结束了。散落在相思湖文学社的那段青葱岁月，也终于斑驳陆离。

“挺住意味着一切”“做文学最坚强的战士，一生追求梦想”，这是我们当年在文学社时常常说的话，有时在活动发言中，有时是互相鼓劲，有时写在留言本里。现在回想起来，很有喊口号的感觉。这样的口号，离开文学社后我们再也没有喊过。

好在，即使再也没有喊过这样的口号，但它们已深入我们的骨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