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共只去过东兰两次，第一次去是参加凡一平策划的一个采风活动，第二次是受邀参加《民族文学》东兰文学创作基地挂牌仪式。虽说只到过东兰才区区两次，但是关于东兰的很多方面的认知，其实早已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东兰一直是一个神秘而神奇地方，既陌生又有些遥远。后来才逐渐读到一些右江地区的历史沿革，才知道东兰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摇篮；才知道东兰、巴马、凤山三个县原来曾经是属于百色地区的，直到1965年才归属河池。因为当年的百色起义，当年的红七军，东兰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无私的奉献。东兰可谓地灵人杰，涌现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杰出前辈，比如农民运动领袖、红军师长韦拔群，开国上将韦国清，开国中将韦杰，开国中将覃健，开国少将韦祖珍，开国少将覃士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覃应机等。此外，在我的人生中，也结识了一些平凡而默默无闻的东兰人，由于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善良和为人曾经给过我的温暖和感动，让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

记忆的链条又把我牵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里就有不少外来的干部，他们说话口音千差万别，南腔北调。由于那时候我年纪轻没见过世面，这些外来干部便成了我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扇扇窗口。而其中一些来自“东巴凤”的干部，他们说话有属于自己的方言，比如他们说话结束语往往会加一个词“而已”，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众多爱说“而已”的人中，有两位最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位是东兰人谭宝辉，时任西林县八达公社平用小学老师。那个教育资源十分匮乏的年代，一个村屯能有一所学校或一名公办教师，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从我懂事开始，谭宝辉老师就是我们平用村唯一的教师。谭老师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我母亲在县城北街亲戚的上门女婿，因而大人们让我称他为“舅美”。在我们老家，男女结婚后生的大孩子小名往往就成了父母亲的昵称，比如谭老师跟我母亲表姨生的大女儿叫阿美，他的昵称自然就是叫“舅美”了。把谭老师称为舅，似是多了一份亲情和尊重。

在我老家桂西北驮娘河流域，自古以来一直流行一种特别的婚娶，被当地人称为“欧贵”。所谓“欧”，当地壮语意为“要”；而“贵”则意为“婿”。意思和人们通常讲的“招婿”或“纳婿”“入婿”差不多。“舅美”谭宝辉据说是在百色读的师范，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广西和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西隆县当小学教师。1963年，西隆县一分为二，西南面六个区恢复原来的西林县治，其余东北面诸区复称隆林县。谭老师则被分到更加遥远的西林县，并在县城八达镇街上安家立业。那时候，从西林到百色，只能走一条新修的简易公路，先到隆林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从隆林出发，下午才能到达。

我认识“舅美”谭宝辉那时候，大约只有四五岁的样子。每天上课时间，我都是跟随我二姐去学校玩耍。二姐和一帮小伙伴在教室里听谭老师上课，我就在操场上玩。有时候搞出动静大了，影响到教室里的人，难免会被二姐一顿教训。后来我干脆就趴在窗口看谭老师上课，偶尔还学会两句普通话，便带回家跟父母炫耀。若是遇到父母心情好的时候，还不吝夸奖几句，说老原（我小名）是块读书的料，将来要到百色去读书，也当个老师。

我们家人口众多，缺乏劳动力，后来二姐长大了就不读书了。她先是在村里劳动了两年，接着就去中越边境的靖西县去搞社教。父亲说，多亏有谭老师到村里教书，让我二姐有出息了。其实，那时候的二姐至多也是高小文化程度。

到后来，我从一个趴窗口听课的孩子变成了一名小学生，谭老师依然是平用小学唯一的老师。报名注册那天，谭老师问我有学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只见谭老师捋了捋高高的脑门，说你就叫黄佩华吧，你大哥佩隆，二哥佩林，三哥佩光，四哥佩珍，你叫佩华，要记得哦。接着他用钢笔在我的课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大名，然后递给我一支新铅笔，手把手教我在作业本写上属于自己的名字。

那时候全校分为一个大班和一个小班，每个班大约有二三十个学生，谭老师他一个人包揽了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全部课程。大班的孩子一般是十至十二三岁，小班多是七八九岁年纪。一个老师同时上两个教室的课，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于是，谭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班上半节课后即刻布置下半节课的自习，学生们或做习题，或抄写课文，或朗读某篇文章。每个班还指定一个监督员，要是有人故意捣乱妨碍别人学习就报告老师。有时候，谭老师还悄悄出现在教室后面，如果有人捣蛋被抓现行，那个人就会被罚站在黑板旁边，直到下课。

山村的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玩水。除了冬天，男同学们的午休时光大都在河边度过，要么划独木舟，要么戏水，直到下午上课的哨子响起。谭老师担心孩子们中午玩水出事，上午下课时就在每个人手腕上用钢笔打一个记号，有的是左手，有的是右手，下午回来上课时他要检查一遍，如果谁去玩水了记号就模糊了甚至没有了。然而，多数孩子都有不错的水性，他们中午照样下河游泳不误，只不过游泳冲浪时都把那只老师标有记号的手高高举起，不让碰水罢了。很多年以后我还想，要是当年谭老师在每个学生的双手上打标记，那我们的中午时光就没那么美妙了。

在我眼里既是严师又是“舅美”的谭宝辉老师，也有其闲情野趣的一面。每天放晚学后，谭老师不是带上三两学生去钓鱼，就是背上一支黑亮的旧鸟铳去打斑鸠。如果是去钓鱼，我们的鱼线和鱼钩都是谭老师提供，钓鱼竿一般是到河边砍几根金竹，现成的，我们只需挖一些蚯蚓，作为钓饵。那时候河里的鱼类很丰富，但谭老师只偏爱一种叫辣椒鱼的鱼。这种鱼我们当地人不怎么爱吃，我们要是钓到了就给谭老师，别的鱼就归我们。他拿回学校后会细心地剖开鱼肚，取出鱼肠鱼鳃，然后放到竹编的鱼架上慢慢焙干，到了周末便绑成一梱，拿回县城的家里。后来我方知晓，那时候我们钓的鱼叫纳锥鱼，学名叫刺鳅，如今一斤在百元左右，算是鱼中上品。

谭老师在平用村小学的那些年，村里到县城还没通公路，村里没有马，他只能徒步往返学校和家庭之间，单程号称三十里，走的是河边小道，一趟要两个多小时。后来修通了公路，谭老师也调走了，我也和小伙伴们考进了县城的初中。十多年之后，阴差阳错，我调到县水泥厂工作，没想到竟然和谭老师的大女儿阿美和他儿子邦华成为工友。不过按照辈分我们都是以老表相称，从他们两老表的嘴里，我才晓得谭宝辉老师的老家在东兰。

另一位东兰女婿叫谭继英。因为他娶了我一个邻村远房亲戚姐姐，按这层关系我应该称其为姐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因我家里人口众多，壮劳动力少，家里年年超支，父母亲承受不了沉重的负担，都鼓励我们尽可能辍学早点参加工作。于是那些年，十七岁的三哥到南宁当兵，十六岁多的四哥去了百色六七二厂，而我刚上高中就被人家相中，未满十五周岁就参加了工作，到当时的县革委干通讯员。所谓通讯员，主要是给县领导的办公室搞清洁打开水，同时还负责收发报纸寄邮件，给各单位送文件发资料。

通讯员的工作量看起来不繁重，但却要求很高，要让方方面面满意。由于自己年纪小，自控能力不强，加上身体相对单薄，力气不够大，所以工作上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经常受到领导的批评。

远房姐夫谭继英是当时县革委的会计，他年纪稍大，个头不高，动作有些缓慢，但人绝对善良，和蔼可亲，慈眉善目。我们同属办公室管辖，他对我尤其关心，嘘寒问暖。每当我做错了事或者受了委屈，谭会计总会用半生不熟的西林壮话和我聊这聊那，趁机开导我安慰我，让我打开心结，尽快恢复良好的情绪。

刚参加工作那年冬天，有一次天突然变冷了，可是我的衣着单薄，冻得浑身哆嗦，需及时添加衣物。谭会计在交谈中了解到我没有卫生衣又没有钱买保暖衣物时，便主动向领导反映，同意预支部分工资让我购买御寒衣服，让我顺利地度过了严冬。我知道谭会计家里养育有好几个孩子，负担沉重，生活相当困难，他拿不出多余的钱借给我，但公家的钱是可以借用的。他的举动，让我至今仍然感到很温暖。

在边远的西林县，当年我认识的东兰女婿还有好几个。其中有个八十多岁的公登，他在西林结了两次婚才有一个叫韦永平的儿子，是我在水泥厂的工友。公登的故事很多，每当他打开话闸要给我开讲时，韦永平总是变脸对他生父一声呵斥，叫他闭嘴。我晓得，公登的身世一定不一般，他的故事一定很精彩。西平乡西利屯的韦卜设说，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东兰凤山来到西林上门的。他选择了西林，西林更没有嫌弃他，使他能够安安心心传宗接代。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阿设成了我在县里工作岗位的继任者，为此我们成了朋友。

东兰女婿，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跋山涉水来到西林，在西林安家立业，把毕生都献给了西林。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值得敬佩的。

作者简介

黄佩华，广西西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获第四、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四、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