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岜莱评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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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叙事
心灵、生活与意蕴的三体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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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篇 2022年9月23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心灵、生活与意蕴的三体探寻
——评壮族作家牙韩彰《花山蛙鸣》(组诗)
□ 孙召玲
 

广西花山为左江岩壁上留存的赭红色岩画的山。岩画主要分布在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大新等壮族聚居地区的江河转弯处宽大、平整、垂直的石壁上,为壮族祖先骆越人所作。岩画中绘有双脚下蹲,呈八字张开,双手向上托举,形如蛙泳的人像,还有动物、铜鼓、环首刀等图形。花山是骆越瑰丽的文化遗迹,是壮民族文化的具象所在。1985年3月,杨克与梅帅元发表了《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吹响“文化寻根”的号角。之后杨克、聂震宁、冯艺、黄神彪等一大批壮族儿女更是将花山作为民族文化之源,豪情书写花山神韵。

在众多从花山汲取创作养分的壮族作家中,牙韩彰以丰富的想象和联系能力,时而恬淡时而磅礴的情感书写“花山蛙鸣”,既与他人有所不同,也有别于其以往创作的诸如《独荷流韵》《枯树与弯月》《大露台》《为什么睡觉不关灯》《天下众生》等诗作,聚焦自然景物、细微生活和普通事件,捕捉生命体验,透析生命哲思;亦不同于顺叙特征明显的《超生度命——仫佬族依饭节述记》以平铺式的白描手法,从仫佬族的传统节日反映民族历史和追求。《花山蛙鸣》是诗人将自我融入诗行,形成对话空间,烂漫地呈现花山秀丽的山水与神性之美的诗作。该组诗情感真挚、想象丰富。诗中不管是书写姆六甲(花山神女),骆越王还是铜鼓,都散发出浓郁的神话气息。品读之时,我们仿佛置身于花山岩画脚下,跟随诗人感受花山岩边的旖旎风光,感受花山岩画独特的美。

邹建军有言:“诗的写作过程就是诗美的发现和创造的过程,也就是将诗美用适当形式表现出来的过程。”换言之,诗美是诗人经过观察、想象、思考,反复淘洗最后进行质的升华的过程。综观《花山蛙鸣》(组诗),其诗美具有多层涵义——诗人内在的心灵之美,反映生活的动态之美以及深厚的意蕴之美。

诗歌是诗人思考的结晶,是诗人心灵的艺术。如果诗人不用心灵感受身边的景物和事物,那么他就难以写出真情实感的作品。牙韩彰游历花山胜景,由景生情,我们可以从诗句把握诗人的心灵脉动。“秋天开始的地方/在花山/我们同船/水路一千里/有轻波荡漾/从昨晚/《花山》实景演出就开始了/姆六甲花山神女/你的到来/我们的行程/便是神仙之旅”,秋日左江清风徐徐,千里水路行舟,微波荡漾,诗人观看《花山》实景演出后的思绪也在微波的撩拨下不断跃动。因诗人受外界的刺激,故而生发与花山神女姆六甲同游的联想,产生愉悦的美好心境。诚如朱光潜所言,“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须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显著的如喜、怒、爱、恶、哀、愁等情绪,微妙的如兴奋、颓唐、忧郁、宁静以及种种不易名状的飘来忽去的心境。”上述诗句提到的“水路一千里/有轻波微荡”;《花山渡船图·水上轻舟》中的“水上轻舟/越过两千年”;《花山台地·踏地而舞》中的“平缓 舒展 现在长满的/是风吹浪涌的甘蔗林”;《花山蛙鸣·迷惑的鼾声》中的“轻微鼾声的美妙”皆属于创造性的描写式意象。一方面“轻”“微”“平缓”等形容词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象”的特征;另一方面,正因这些形容词所指强度较弱,在“意”上可给人平和、舒坦的感觉。“意”和“象”融为一体,形象地呈现了左江的宁静、怡人以及花山岩画的奇妙之美,也映射出诗人轻松愉悦的心境。而组诗表现出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灵愿景正是诗人游历花山胜景产生愉悦心境后萌发的。另外,秋日游花山,诗人依旧感受到夏天的炽热,依旧观察到独属花山台地的葱茏,“都说秋的到来/便是夏的结束/我在秋日/来到花山/夏日的阳光依然/酷暑依然/那巨崖前的台地/平缓 舒展 现在长满的/是风吹浪涌的甘蔗林”。观察和感受是心灵美呈现的必要因素。经过观察和感受,诗人用干净的语言缓解了酷暑产生的烦闷,更加准确地表达出了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美好心灵。

诗歌可以表现诗人内在心灵,也可以反映生活。牙韩彰以丰富的想象力,串联起骆越先民与现如今壮族儿女的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两种生活在诗作中相互映衬,碰撞出动态之美。诗人想象两千年前,花山神女姆六甲和骆越先民在左江上迎接骆越王凯旋,她“站在船头/比其他同伴高挑欢悦/双手高举不再半蹲”,为了迎接骆越王凯旋而“风雨无阻”。而骆越王,为国而战,为族群而战,“腰间斜挂环首长刀/头戴动物环饰/准备奔赴血红的战场”,他的子民等待远方传来的粮草、马匹、收刀入鞘和尸首的消息。骆越王凯旋时,“祖先和祖先的祖先们纷纷入场/双臂屈膝朝下”,骆越王的红犬,“在马蹄前后紧张走动”,“全身披红的动人心魄”。台地上,以曼妙的舞姿,“领着同伴头饰倒‘八’的神女/踏地而歌/那舞之蹈之 歌之咏之”。 诗人将“站”“高举”“挂”“戴”“奔赴”“屈”“走动”“踏”“舞”“歌”等动词用做形容词,变异的词性使骆越先民的生活画面更具丰富性,同时,也给读者呈现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仿如身临其境。两千年后,壮族儿女们,在左江上泛舟,追问“一根曲线/做成的小船”能否航渡“人神共有的/情感波涛”;仰望“隔山隔水的悬崖”,仰望“千秋不变的千秋魅眼”;畅想“刚下过于雨的大地/稻穗飘香之后/就是饱满/就是颗粒归仓”的生活图景。此中诗句,一根曲线的船,情感的波涛,千秋的魅眼,飘香的大地等“形神俱备”的表述,似有留白的艺术效果,亦是引人无限遐想。综观全诗,诗人以“两千年”简短的叙述时间替代了漫长的故事时间,并用独特的思维和语言建构起古今桥梁,从遥远直抵现今,呈现生活的动态之美。

诗歌深厚的意蕴之美,即诗歌更深层次的内涵。《花山蛙鸣》虽是对花山景观以及民间传说和故事“歌以咏之”,但细品全诗,不难发现诗人通过壮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深刻地表达了自己作为壮族诗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民间资源作为地方文化沉淀的成果,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壮族神话中的花婆姆六甲是掌管人界生育的女神,关乎子孙后代的繁衍生存和村落民族的发展壮大;骆越王是传说中骆越古国的首领,为百姓幸福安康的生活而征战;骆越先民将蛙视为多神综合体,象征生命繁衍的生殖崇拜。另外,铜鼓作为祭祀乐器,也是王权的象征,亦被用做指挥作战的号令或鼓舞士气。不管是代表权力的铜鼓还是关乎子孙后代繁衍生存、民族发展壮大的姆六甲,又或是治国征战的骆越王,他们在壮族民间文化中都象征着神权,在部落与民族发展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作为壮族人,牙韩彰扎根壮民族土壤,从民间资源中攫取有益的部分,呈现壮民族的价值诉求。他乘舟遥望这些代表民间神话及故事的花山图腾,与之形成对话空间,如 “两千年之后/我只问你/凭借这艘一根曲线/做成的小船/万千子民能否航渡/两千年来喧嚣不安的而灵魂/能否航渡人神共有的/情感波涛”。牙韩彰立足现实生活,与民间神话人物进行对话,释放现代文明的情愫。即姆六甲在民族传统文化书写的基础上具有诗人的体验印记;骆越王立足当代语境,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包括诗人在内的当代人追求祥和生活的心理需求;骆越先民举办祭祀活动,“踏地而舞”祈求五谷丰登,表达壮族人民自强不息,耕田而食从而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不难看出,诗人将掌握话语权的姆六甲、骆越王、铜鼓三者作为诗歌的书写客体,融入自身的理解和思考,使其富含新时代下人民期盼民族团结、欣欣向荣的现代意义。毫无疑问,诗人从民间资源中吸取精华进行创作,已经跳出简单歌咏民族文化的界限,表达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风采,这即为《花山蛙鸣》深厚的意蕴之美。

概而言之,组诗《花山蛙鸣》发表之后受到业界人士的好评。在这一组诗中,我们可以从描写左江景观的诗句感受到诗人的心灵之美。诗歌传情亦可记录、反映生活。诗人以两千年的时间节点分割出骆越先民的生活场景以及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期盼,呈现生活追求的动态之美。而壮民族的民间资源十分丰富,花山的神话和故事只是璀璨瑰宝中的一部分。诗人游历花山,由景生情。他用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并从新时代的角度阐释民间资源的现代意义,使诗歌跳出单纯歌颂民间传说等的狭隘境地,具备更为深厚的意蕴之美。

(作者简介:孙召玲,文学硕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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