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着丰富的壮医药。壮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壮医药的发展背景是怎样呢？它的渊源在哪里？有怎样的内容？发展成效如何？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约略说来。

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后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的第21条；1993年卫生部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中国民族药标准座谈会》，会后印发了“关于制定民族药部颁标准的通知”[卫发药（1993）第64号]；1997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更明确地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族人民健康的作用”；在200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对民族药的发展又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民族医药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认真挖掘、整理、总结、提高，大力促进。”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民族医药的发展。

在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医药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广西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1985年5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创建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规定其主要研究方向和任务是：“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方法手段，对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提高”。1986年广西区卫生厅根据国务院关于民族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小组办公室”，开展了民族医药大普查，并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1988年创刊了全国独家《民族医药报》。199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推进传统医药壮、瑶、苗等民族医药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加快中草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广西民族医药”列为广西实施科教兴桂战略措施之一；1997年广西区卫生厅根据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药研究与开发的通知”（桂政发[1997]98号）要求，制定和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药品审批办法》（桂卫药[1997]119号），已有三十余个民族药制剂通过临床研究和生产审评，后经整顿纳入国家批准生产文号。有的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广西区政府将广西民族医药产业列为自治区六大工业支柱之一，作为“十五”规划重要项目之一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民族医药的发展。

二

壮族医药源远流长，为着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在与自然灾害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防治疾病和卫生保健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传统性与区域性特色的壮族医药学。

壮族医药在历史上虽未有本民族文字的专著记载，但在汉文古本草或史书县志中却屡见不鲜，然而更多的是以“口碑”形式在壮族民间中代代流传下来。壮族先民在古本草及史书中称“西欧”“骆越”“乌浒”“岭南俚人”“僚人”“土人”“山人”“僮人”“很人”等；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植物志，晋朝嵇含（263～306年）著《南方草木状》记载了岭南番禺、南海、合浦等地产的80种珍贵植物如诸蔗（甘蔗）、甘藩（七叶薯）、水葱或宜男花（萱草）、药酱（蒌叶）、吉利草（钗子股）、鸡舌香（丁香）、冶葛（钩吻）、樯藤（过山龙）、千岁子（野葡萄）等，多为当地民族应用。如记载“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唯此草能解之，极验”。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岭南多毒，亦多解毒药”。在唐朝李询《海药本草》也记载不少壮药如“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张开，曝干鬻于布。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彼人用疗折伤……主肺瘘上气，咯血，咳嗽”。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岭南人用治蛊……日黄藤，俚人常服此药，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等；壮医认为人体的大多数疾病，主要是由于正气虚而受痧、瘴、蛊、风、热、寒、湿等有形无形之毒的侵犯，致使天、地、人三气失调，不能同步运行，或人体三道（谷道、水道、气道）、两路（龙路、火路）阻塞，造成功能障碍。据此，壮医采用“调气解毒补虚”的治疗原则，以调理人体三气同步，畅通“三道两路”而达到祛病康复的目的。因此，壮药有解毒药（痧、瘴、蛊、风、热、寒、湿等毒，如大金花草、鹰爪花、五味藤、雷公根等）、调气机药（如九里香、黄皮等）、通谷道药（如马棘、山扁豆等）、通水道药（如小石苇、金砂藤等）、通气道药（如石仙桃、青天葵等）、通龙路药（如朱砂根、两面针等）、通火路药（如白花蛇、牛大力等）和补虚药（如黄花参、藤当归、盘龙参等）等之分。而且在现代条件下，壮医药仍在为本民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兄弟民族防病治病和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炎热温暖，雨量充足，植被丰富，南濒北部湾有1500公里海岸线。地形、气候的复杂多样性，造就了自然资源物种的多样性。现已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植物8000余种（280余科，1670余属）、动物800余种，浅海生物资源149种，另有百余个矿种。其中药用资源有4623种（含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被列为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列第二），有特有维管植物罗汉果、八角、肉桂等151种。

广西对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时相继成立的广西药品检验所、广西中医学院、广西中医药研究所、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植物研究所及广西中药材站等机构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发掘整理研究广西壮、瑶等民族民间所用的中草医药工作。1985年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随后相继成立了广西壮医医院、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所，在柳州、百色成立民族医药研究所及崇左县左江壮医医院等20余个少数民族医药机构。在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学院，招收有壮医本科生和硕士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设有民族医培训部，在靖西设有壮医学校等。

20世纪80年代，广西根据卫生部《关于民族药调查整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对7个民族聚居的36个县的民族药进行调查，采访800余人次，获得标本3769号，验方4000余条。编写印发了《广西民族药简编》（载药1021种）及《壮族民间用药选编》（载药250种）。随后，1986年至1993年广西卫生厅古籍办对全区72个县市进行了民族医药普查工作，收集到许多民族医药文物、手抄本以及验方30000余条，编著了《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载方6000余条，药物千余种）；1990年至1994年，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在国家中医药局基金资助下，进行了“广西壮药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研究”，对24个县壮族山寨民间用药进行调查，获得标本1.2万份，发现壮药新资源皱边石杉等398种，新种广西绞股蓝等10个。基本查清壮族民间习用药物达1986种，并报道靖西传统端午节药市壮药品种有380余种。造册登记的壮族民间医生就有3000余人，他们利用当地特产质优药材和祖传良方医技防病治病，受到各族患者的好评。 一批有影响的壮医药专著相继出版，壮医药基础理论框架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西药学工作者对200余种壮族民间用药进行了资源调查、生药学鉴定、化学成分分析及药理药效学研究，分离出化合物150余个，获得具有生物活性的新化合物50多个，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这些药材多为壮医常用药物。如高山龙、黑吹风、金线风、藤黄连、大叶藤、山乌龟（金不换）、金银袋、岩黄连、黄花参、五味藤、丢了棒、扶芳藤、两面针、扁桃叶、萝芙木、黄根、苦草、战骨、三姐妹、青天葵、蛤蚧等。广西获准生产的中成药制剂达2773种，其中一些品种所用原料多为广西地产的壮族民间药。广西区卫生厅组织编著出版的《广西中药材标准》（1990年版）第一、二册，载药274种，其中90%以上为广西壮、瑶等民族医的常用药物，如九龙川、五味藤、土甘草、黑吹风等。

广西民族药制剂的开发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玉林制药厂率先靠2个民族药制剂“正骨水”与“云香精”起家，随后研制有“消石片”“鸡骨草胶囊”“湿毒清胶囊”等；桂林三金药业集团生产的“三金片”“玉叶解毒颗料”等；桂林天和药业公司生产的“天和骨通贴膏”；桂西制药厂生产的“妇血康冲剂”、柳州花红药业厂生产的“花红片”以及南宁万通制药公司生产的“万通炎康片”等品牌优势产品和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均来源于壮、瑶等民族民间验方研制而成。如正骨水和云香精于1956年由玉林制药厂采用民间祖传验方研制而成，其组方均为壮医常用药物，治疗跌打伤、骨折、风湿痹痛、伤风诸痛疗效确切，60余年畅销区内外及东南亚一带，仍保持着发展势头，属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又如中华跌打丸于1959年由梧州制药厂根据壮族民间验方研制而成，采用原料有金不换（山乌龟）、牛尾蕨、红杜仲、两面针、丢了棒等32味，用于筋骨挫伤、出血及肿痛，属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此外，从壮医常用药材或验方研制的民族制剂还有用于细菌感染的“肿节风片”，用于妇科炎症的“金鸡片”及“花红颗粒”；用于止咳平喘的“蛤蚧定喘胶囊”“卡芒果止咳片”“固本止咳蜜膏”；用于消肿止痛的“红香止痛酊”“华佗风痛宝”“肿痛灵”和“跌打扭伤灵”；用于肝炎的“红宁肝泰冲剂”“穿针益肝片”和“清肝解毒丸”；以及抗癌辅助药“扶正散结片”等。

四

广西壮族医药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壮医药文化资源，有着近50年发掘整理、研制开发民族医药的成果与经验，造就了一批科研技术骨干队伍，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沿海沿江开放及西部大开发的优惠倾斜政策，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在广西南宁成功地举办了每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这给广西壮族医药产业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壮族医药仍存在着基础理论薄弱、科研经费不足，设备及实验条件落后，壮药制剂技术含量低，科研人员缺乏，壮医药后继乏人，缺乏新产品创新的实力基础及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为了使壮医药跻身于全国民族医药前列，使壮医药在广西医药产业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一要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一步发掘、整理、抢救、保护壮族医药。二要加强壮医药基础理论的临床实践，使其不断完整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三要建立壮族药源自然保护区及民族药材生产基地。四要加强壮药材质量标准的研究。五要以壮医药理论为指导，开展壮药制剂的创新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到2017年中医药法实施；从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到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医药发展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新时代中医药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局面。

壮族医药是祖国传统医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丰富的医药经验深藏在壮族民间中，需要不断地发掘、整理、提高并发扬光大。当今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世界疾病谱及医疗模式亦随之发生变化，人们更重视疾病预防、卫生保健和生活质量。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回归自然”，更乐于采用传统天然药物，这给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相信新时代壮族医药事业，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会得到更大的长足发展，会对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家简介】

黄鹏，广西宁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西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广西民族报签约作家。已出版《五色石》《世纪阳光》等四部诗集和《家园气象》《花山画语》《壮美山河》三部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