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我整理了家中藏书。从中选取了70位有一定成就和社会影响且有过交往的人物，以他们的签名本为中心，写了一部记录书籍与人事的书稿，记录这些尊敬的师长、社科文化界名家的人品风范，记述自己向他们求学请教的收获，也包括与一些志同道合、以书为缘的朋友的交往经历，其间既展示了凝聚于书的人生智慧，也记述了相遇于书的人生缘分。在此选取部分篇札，一展作家签名风采。

——题记

莎红是我父亲的学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家父在雷沛鸿担任院长的西江文理学院任讲师，教授中国文学，其中一个叫覃振易的学生常常向家父求教，他就是后来壮族著名诗人莎红。莎红是与家父关系较好、往来密切的学生之一。后来他们虽然分别在桂林、南宁两地工作和生活，但家父每次到南宁，都要去莎红家坐坐聊聊。7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随父亲到南宁，跟家父到莎红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见到莎红很瘦了。父亲后来跟我说，莎红写作勤奋，诗作不少，你要找来读读。他还告诉我，莎红被查出患了鼻咽癌，正在治疗中。1978年2月，我开始到广西大学上学。3月12日，我第一次单独去拜访了莎红。翻看那天的日记，当时这样记载：“今天吃过早饭，十一点多到莎红家。他见到爸爸送给他的《郭小川诗选》十分高兴。跟他谈了一下，他的劲头十足，写作精力旺盛，说三月底即下乡去。中午在他家吃了饭。莎红看来很显老……”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文联《广西文学》编辑部任编辑。办公室与广西作家协会在同一层楼，因此，我见到莎红的机会就多了。他是专业作家，不用每天坐班，但只要听到楼道里传来他那因治疗鼻咽癌而造成的沙哑的话音，就知道他来了。家父嘱咐我要多向莎红叔叔学习，我也曾几次去他家看望他，向他请教诗歌创作经验，看看他新写的诗稿，听他讲讲刚刚下乡采风的见闻，相谈甚欢。

莎红长期患病，当时的治疗水平不是太高，治疗过程他十分痛苦。但只要治疗告一段落且身体恢复一些时，莎红就捡起行装下乡采风去了。他走壮乡、进瑶山，上京族三岛，到多个民族的风情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和写作灵感。他的诗，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少数民族生活和精神日新月异变化的赞美。他还不顾危险，来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阵地，在隆隆的炮声中看望守卫边疆的人民解放军，将祖国人民的慰问和自己的诗作献给“最可爱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莎红的病情渐渐恶化，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病魔折磨他十分痛苦。他长期不能正常饮食，只能吃流质的稀粥，到了晚期，在食道与气管粘连，咳嗽频繁的情况下，发生食物呛到气管，引发肺炎，一次重度炎症，险些不能抢救回来。自那次之后，莎红病情日益加重，不能正常饮食，只能在腹部切开一个进食口，输送流质食品进到胃里，不久又发生胃酸反流体外，强酸腐蚀皮肤，痛不可耐。莎红在痛苦中坚持与病魔斗争，依然坚持写作，他要把赤诚的心声唱给家乡的人们。他的书房里，挂着他书写的“伏虎”“孺子牛”和“常乐”三张条幅，那是他与病魔斗争的战斗口号和不间断为人民创作的心志。

莎红的晚年，在与生命抢夺时间，奋力写作的同时，把心血献给了下一代年轻人。他每发现一个写诗的苗子，都会欣喜不已，倾心辅导，刻意培养成才。当时他最倾心的两位年轻诗人是黄乃康和李甜芬，他们都是在他下乡采风时，在胶林农场和边境小镇看宣传墙报发现的诗歌苗子。他指导他们怎样在生活中发现美，怎样捕捉诗情，帮助他们修改诗稿，甚至三次四次反复修改。例如他在1975年1月20日给黄乃康的信中说到：“我们的头一次见面，令人难忘。你年轻，是壮族，在基层，有生活积累，又有写作基础，是块料子，望你多写写我们的民族，从生活中发现素材，精心提炼，反复推敲。你觉得改到无法再改了，就寄给我，我帮你提意见，你再改。然后你再寄给我，我再帮加工，扶你一把。”青年人见到莎红病重体弱，常常劝他注意治疗和休息，他说：“我不能光顾自己写，还要带青年人上正路才行。培养新人就好比我生命的延续……”[ 黄乃康：《莎红传》，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100~101页。]这样炙热滚烫感人肺腑语言，怎能不让青年人奋发努力？他辅导的青年诗人，除了黄乃康和李甜芬，还有京族诗人苏虎棠和侗族青年作者黄钟警等，这些是他用心指导和帮助最多的几位。他们都亲切地叫他“莎老师”。青年作者们在莎红的辅导下成长很快，李甜芬、黄钟警后来都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这种喜悦在莎红的心中，比他自己获奖还要高兴。莎红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和帮助，在广西文坛成为令人感动的佳话。

我在上大学前写过一阵子诗，曾在《广西文艺》《桂林文艺》等刊物发表过几首。上大学后转为写散文、小说和研究论文为主了。因而没有直接送诗作给莎红指教，算不得他的学生，但他的诗作和奋斗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他的诗，清新朴实，意境优美，既有民族韵味，又有时代气息，是新时期壮族诗歌的佳品。

大约是1982年初我刚到广西文联工作不久到他家去看他时，他送给我他的第一本诗集《山欢水笑》，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收入诗作53首。其中《山乡园丁组诗（四首）》《马驮医院组诗（五首）》《三江口问答》等诗颇得赞誉。他在扉页题签：“李建平同志指正 莎红”，没有写年月日。后来，他又出版了一本诗集《边寨曲》，也送给了我。他在扉页题签： “李建平同志指正 莎红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边寨曲》是1982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收入诗作65首。韦其麟为其写了题为《写在〈边寨曲〉的前面》的序言，热情赞许了莎红的创作态度和与病魔斗争的战斗精神，称赞“莎红的诗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激情和热力”，并准确地评论说：“莎红是依靠写真正的民族生活，真实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情感，依靠他对这些民族的一片真挚的热爱之情，使他的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对各族人民的热爱和敬重，这恐怕也正是莎红的诗歌创作取得令人赞赏的成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韦其麟的评论，道出了莎红诗歌的魅力所在。

莎红是壮族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壮族当代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我在主持完成的《广西文学50年》课题里，将莎红列为继韦其麟之后排第二位的广西当代壮族诗人来论述。他的诗歌魅力，来源于民族生活民族精神融汇而成的民族特色。莎红曾说过：“我热爱少数民族山区，我热爱少数民族兄弟，故在我的诗作中，绝大部分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一而再、再而三地涉足于壮、瑶、苗、侗、毛南、彝、京、仡佬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触摸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脉搏，体验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内核，才写出了如此绚丽和感人的诗作。为了表彰和纪念莎红在文学创作上的贡献，1983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莎红“广西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3月15日，刚60岁的莎红被病魔折磨20年后终于倒下了。熟悉他的人们，闻之无不悲痛。许多人赶来吊唁这位壮族人民的好诗人。他在文艺圈的老朋友来了，他长年辅导的青年诗人来了，喜爱他的读者来了。一位边防战士留言道：“在自卫反击战激烈进行的时刻，您风尘仆仆赶到了炮火纷飞的边防前线，我们急切地说：‘莎老，这里太危险，我们马上送您到后方去，等炮声停了您再来。’您却坚定地说：‘不，我来得正是时候！这里也是作家的战壕。为了祖国，我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您的边防组诗，是在血与火交织的战地写成的，是在隆隆的炮声中，从死神的魔爪里夺来的。”[ 黄乃康：《莎红传》，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当时家父虽已70多岁，也不顾“长者不送幼”的忌讳，从桂林赶到南宁，来吊唁他心爱的学生。我陪家父一道参加了莎红追悼会，一道怀念这位好朋友，好诗人。

人们长久怀念莎红。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长期受到莎红关怀和辅导创作的青年作家黄乃康，含泪写出了一本《莎红传》，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广西文学史上第一本记述壮族作家生平和精神的长篇传记著作。《莎红传》详细记载了莎红一生奋斗经历，鲜明勾勒出莎红奋发奉献的高大形象，将其高尚精神留传给广大读者，是一本难得的好书。2004年，我也怀着追思怀念之情，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莎红传记，送到中央民族大学赵志忠教授手上，编入《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安息吧，诗人兼战士的莎红！”这是著名作家、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秦似吊唁莎红题写的悼词。“诗人兼战士”这是对莎红最好最准确的评价。

（作者简介：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莎红简介】 （1925—1985），本名覃振易，壮族。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诗人、民间文艺研究家。1949年就读于广西西江文理学院中文系，历任广西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广西戏曲报》记者、广西民族出版社壮文通俗读物编译、广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山欢水笑》《边寨曲》《唱给山乡的歌》，儿歌集《写给孩子们的诗》《公鸡与鸭子》，民族文学翻译整理《布伯》《密洛陀》《壮族民歌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