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三月里款款走来的女子，仿佛盛开的玫瑰,如春风一般明媚，似阳光一样灿烂。本期推荐两位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广西女诗人，她们的诗歌作品在全国各种文学期刊上频频亮相，也在一些诗歌赛事中获得佳绩——

如果说，诗歌是由字符、词句堆砌起来的一座座精美建筑，那么它们绝非苦思冥想得来的梦幻楼阁，而是诗人升华其日常所历、所思，在凡俗的人世间精心构筑起的情感“象牙塔”。在这里，诗人沟通尘世万象、触摸内心世界；在这里，诗人得以诗意栖居，安放无处安放的诗性灵魂。广西女诗人夕夏的诗歌正是这样的诗意栖居，基于日常物事，而又超越日常物事，艺术化地阐释了日常物事美学的深刻内涵。

从古至今，那些动人心弦而又具有永恒美学价值的诗篇，往往都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经·关雎》中那位追求“淑女”而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君子”的憨态，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哀而不伤”的诗歌美学。夕夏的诗亦是如此，凡常的物事经其魔术般的点化纷纷成了诗意抒发的对象。日常烹炊、日暮出行、高原旅行、闹市烧烤、清明午后、院内读书、小庙祈祷……无事不可入诗，无事不可抒怀，甚至“厨房的粥煮焦”等也都成了诗人触发内心汹涌澎湃诗意的因缘。街道、长影、苹果、落叶、月亮、鹿群、白桦林、打火石、雨珠、水鸟、湖面、马匹、鸽子、蒲公英、牛羊、雪山、秃鹫、牦牛、风琴……无物不可入诗，无物不可审美，甚至带有浓重人间烟火味的“青菜”和“柴米油盐”，也成了她寄寓诗情画意的媒介。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美或现实美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只有艺术美才是真正的美。诗人就像一位技艺出众的画家一般，通过随性的点染，将寻常的物事点化为蕴含其胸中沟壑的艺术美。比如，《2.14：致先生》一诗，“先生，厨房的粥煮焦了/打盹间隙，太阳从卧室移居客厅/楼下喧闹的生活安静了/偌大街道行人寥寥，阳光拉长影子/我重新摘洗青菜，三餐简易/没有惊喜和意外打扰生活”……诗的开篇，没有惊喜和意外打扰生活，写到西方情人节，却从极为寻常的烹炊场景入手，以随性的姿态，细致地表现煮焦了的粥、光影的变化，以及户外喧闹、安静的更替。其中的场景和物象虽极为寻常，却在诗人看似随意的组合之下展现出一种慵懒而又温情的氛围，颇得古典诗词比兴之法。这个本当充溢着浪漫和温馨的节日，诗人面对冷清的大街和斜长的影子，不能不因之而略感无聊与寂寥。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言：“诗歌，是我内心安静与强大的‘神’。我深信，词语的出现，可以让我对抗生活的琐碎与生命的无聊。”她又以达观的境界和诗性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克制了这种消极的情绪，旋即重新拥抱了摘洗青菜、烹煮三餐的日常，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从容与优雅。在这个人间满目热闹悄然隐退的寂寥之夜，有些人“盼望甜言蜜语”，有些人“盘算柴米油盐”，有些人“在一个夜晚耗尽了整个春天的童话”，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只是“相互握着两只冰凉的手”，显得淡定自若得多。最后，诗人引用博尔赫斯《盲人》中的名句“我会知道我是谁，在这个珍贵的午后”——没有卿卿我我，事实上，这也正是“情人节”之长情的自我定位。与同类诗歌相比，显得蕴藉许多。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认为，文学绝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文本现实。夕夏虽习惯于表现凡常生活，却又能够透过凡常发现常人所难触碰的生活之美。在《时间喂养你薄薄的唇》中，诗人描写了一次难忘的雪域高原之旅，单从“蒲公英”“牛羊”“秃鹫”“僧人”“酥油光”等意象上看，似乎与常人的体验并无二致。而夕夏的独特之处，则在于透过这些凡常的高原物象，呈现出中国古典诗歌“立象以尽意”的美学特质，揭示背后蕴含着的深沉的哀愁与悲壮。尽管“河流安静”“波浪温柔”，尽管雪域高原的暮色透露出圣洁的光芒，却难以掩盖追求诗和远方的旅人的难言苦痛。诗中那一把破旧的而被霜雪覆盖了声音的“旧风琴”，似乎就是千千万万与诗人一样，饱受庸俗生活之苦而寄希望于诗和远方的旅人的象征。诗人的难得之处，则是在难以掩抑的深沉的哀愁之下，受到圣洁景象和时间的双重洗礼，在暮色苍茫的雪域高原之上，透过静观与反思，洗涤了生活的疾苦，高声唱起某位故人传授给她的歌谣，在充满泪水的双眼中装满了预示光明与希望的晨曦。

当然，诗歌的日常化与陌生化又是辩证统一、相得益彰的，夕夏的诗也遵循了这一内在艺术逻辑。“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夕夏的诗自觉运用了这种“陌生化”的理论，使其形成强大的艺术张力。这种艺术张力首先源自于诗人对语言与物象的非常规甚至看似矛盾的搭配。比如，《西府院读书》中“纸张喂养书中小兽”，用“纸张”喂养“书中小兽”，想象新颖而独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独特的阅读体验。又比如，《时间喂养你薄薄的唇》，诗题就是非常规的组合，常人很难将“时间”与“薄薄的唇”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时间”竟然能够喂养“薄薄的唇”。这种新奇的搭配，当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随意的涂鸦。它不仅很好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致，也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想象，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夕夏诗歌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又源自于其诗篇不同凡常的内在结构。古人作诗注重内在的气势和精神，而推崇全神遗形的艺术境界，诗歌结构亦习惯打破通常行文逻辑，呈现出灵变跳脱、不拘一格的风格。夕夏的诗在结构上与古人这种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她的诗歌往往呈现出不断跳跃、似断实联的特征，内在的诗意在这种跌宕自由的结构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比如《故乡词》以南方田野里的鱼开篇，诗人思绪由眼前逐渐延伸到了远方，将“白鹭”“风车”“白桦林”“樟树”“香蕉林”“山”“鞋子”等看似与故乡风马牛不相及的物象串在一起，读者初读时往往难以把握其飘忽的思绪，尤其当读者读到“铁轨伸进稻田，像钳子咬紧/这座山，我丢失了鞋子”，更加感到不明就里。然而当我们再三品味之后便会发现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正是将身处异乡的诗人与故土相互联系的恰当媒介，写出了生活于北方的“我”逐渐迷失自己与故乡的联系，深沉而又浓郁的乡愁之情不由地溢于言表。

夕夏又是一位善于思索和内省的诗人，所以她习惯于通过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寻常的物象揭示生命的真谛和意趣，借有形以写无形，化无形为有形，古人所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以及“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其旨归正在于此。她的诗歌以女性特有的灵性和才气，在日常化与陌生化的辩证统一中，洞悉了生命的本质，呈现出生活的质感，较好地完成了日常美学的诗意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