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和节连在一起，大概是中国人的发明。春，生机勃勃，满眼苍翠；节，热热闹闹，如意吉祥。眼下，因为“春寒料峭”，春的气息尚不明显。节的意味却浓，缘于“紫气东来”。

对于春节的礼节，因年代久远，大多已经模糊，唯有送礼一项记忆犹新。细想起来，这送礼，其实送的是一份情感，一份牵挂，一份想念。

乡间之人喜好“打老庚”“结姊妹”“认干爹（娘）”“送媳妇”，于是便在惯常的礼节之中，多出了一份情感、牵挂和想念。打老庚的人，有好事想起老庚，一到年节想起老庚，一想老庚便想去走动，借以维系那份用真心酿就的情谊。家乡有句俗话“老庚平，干爹赢。”意思是两个打老庚的人，平日相互走访，并不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因为双方都是平辈，是朋友，是兄弟。相互送礼并不图对方物质上的施舍，图的是一个念想，报一下平安，送一份祝福，讲究的是心与心的交流。“干爹赢”则是另一种情形。干爹毕竟是长辈，长辈对于晚辈有养育的责任。平日里问平安康泰，节日里则嘘寒问暖。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种关怀显得尤为珍贵，干爹干娘就像是另一个父母。所以，这里的“赢”，赢的不仅仅是感情，还赢得了物质上的给予和援助。至于送的礼物，干儿子手上提的不外乎就是一只鸡或一挂腊肉，几个时鲜水果，外加一声问候。而干爹干妈的问候则相对厚重一些，通常会是一筐白米，一挑糍粑。米毕竟是用来养人的，送去白米就是送去育儿的食粮，送去糍粑就是送去一份如意与祝福。

过去逢年过节有“春节送媳妇”的习俗，这是一种男女双方相互认亲的朴素仪式。对于刚过门的媳妇，婆家总是格外上心。除夕一过，便筹划着如何“送媳妇”。送媳妇，糍粑是必须的。于是，除夕夜或初一晚便召集人马，动手舂白糍粑，场面盛大，气氛火热。老人看火，小孩围观，男人出力，女人献巧，各有分工，互不干扰。做好的糍粑，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桌子上，整齐划一，如兵士列阵。待糍粑稍干后，用五根小竹筒捆在一起组成的印模，沾上红花粉液，在每一个糍粑的两面盖印。须臾间，那洁白的糍粑之上，梅花朵朵，赏心悦目，艳丽之极。当然，一些手巧的人家，还会找来一个大小适中的红薯，在红薯的横切面上雕出一个精美的五角星形状，盖上去红彤彤的很喜庆。

新郎家碾新米也是必需的，因为送媳妇得送去白米。过去的农村，金银财宝是稀缺物，白米便成了财富的象征。往往是一家送媳妇，全家族上阵。通常的情况是，主家分别承担一筐白米和一筐白糍粑，有时候会加上六尺布，祈愿衣食无忧。六房兄弟则分担一小挑白米和一小挑白糍粑，尽力凑足五六筐（挑）的规模，这样才不会被人看轻。然后，由族中的伯娘或叔娘带队，新郎的众多姐妹、侄女则是挑的挑，抬的抬，浩浩荡荡，往新娘家出发。新娘家自然也是全家出动，杀鸡宰鸭，笑意盈盈地招待远道而来的亲人。妯娌之情，姑嫂之谊，在欢声笑语中变得更加融洽。当年结婚，有幸经历过一场自己“送媳妇”的仪式。当日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山道崎岖难行。看到姐妹、侄女负重前行的吃力状，于心不忍，便除去外套，加入负重的行列，体验一下“送媳妇”的滋味。未曾想，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肩负重担，使出吃奶的力气在山道上攀爬，不到半个时辰，便汗流浃背，身上、头顶便冒起一团团白雾。好不容易到了地方，一下子委顿在椿凳之上，忘了道路之远近和身体之寒热。羸弱之躯经受了急遽的寒热交替，当夜即患了重感冒，随后的打针吃药不起任何作用，熬了半月方才痊愈，算是结结实实地体会到了送媳妇的艰辛与快乐。

春节时，新郎送媳妇。二月社则是媳妇送新郎。程序类似，只是送新郎的规模要略小一些。但其中蕴含的，都是亲家浓浓的情意。新郎或新娘家送过来的糍粑，主家都会将其中部分送给族内的六房兄弟，村子小一些的则送遍全村，表明自己的女儿回了娘家或自己的儿子已经婚配，向乡亲们通报并表示问候。

过去，嫁出去的女儿在临近春节时，都会往舅家送鸡送肉，表达自己对手足的留恋。舅家在春节期间也会送去糍粑之类的礼物，叫“送老表”。小时候到老表家送糍粑，一住就是一个星期。白日结伴玩耍，夜晚共枕而眠，不时引来旁人艳羡的目光。

泱泱中华，素称礼仪之邦。礼尚往来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滋润着中国人的心田。刘墉当年给乾隆送了一桶姜，美其名曰“一桶（统）姜（江）山”，惹得乾隆龙颜大悦。俞伯牙给钟子期送雅曲，“古弦千里赠知音”，得尽风雅。而李白则挥毫潇洒送诗句，一句“不及汪伦送我情”，便送出了一份千古情。南北朝人陆凯，因为久居江南，身无长物，而友情日炽，萦绕心怀，于是便折下一枝梅花托驿使捎予友人。一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让人陡然想起旧日印在白糍粑上那春意盎然的朵朵梅花。那是烈日下的阳伞，寒风中的暖流，沙漠中的绿洲。由此观之，古人送礼，礼物不一定要贵重，但都是一份难以割舍的羁绊之情。

现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许许多多的旧日礼节正在消弭，余下的是手机屏幕的闪烁光影。然而，旧时的乡间礼俗仍历久弥香，叫人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