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民语委自2017年起开展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调查记录65个语言点,涵盖广西所有少数民族语言。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值得品读。为飨读者,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躬耕集“宝”之地的春华秋实。
语保有我——众人拾柴火焰高
“语保工作,难忘的事情很多。感触最深的是少数民族同胞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和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支持。”近日,一直参与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广西民族大学老师周国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满怀感激地说。除了周国平,同样多年参与语保工程的百色学院副院长、教授吕嵩崧,广西财经学院教授阳柳艳也跟记者分享了几个发音人主动热情、不计较个人得失地参与语保工作的让他们感动而难忘的故事。
“保护壮语才是大事”
2018年,周国平带领团队到德保开展壮语调查工作时找到的发音人农明厚已是60多岁了。农明厚平日在儿子儿媳经营的粉店里帮工,每天都很忙,但一听说需要他作为德保点的壮语发音人,即使需要抽出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去南宁进行音像摄录,他也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活就跟着周国平的团队来到南宁,立马投入摄录工作。在南宁一待就是20多天。其间,他家里养的猪崽因为临时托付不懂养护技术的家人来照管,死了好多头,损失远超周国平的团队支付给他的发音人酬劳。即便如此,他也毫无怨言,语气坚定地说:“养猪是小事,不值一提!保护壮语才是大事!”
“为子孙后代留下壮语很有意义”
2019年,周国平带领团队到东兴市思勒村开展壮语调查。因为东兴的经济活动比较活跃,人们手里都有营生,所以很难找到合适的“闲人”来充当东兴壮语的发音人。最后思勒村的村支书李世堂找来他的大哥李世龙,把情况跟他一说,李世龙也是二话不说,立马停掉了每天给自己带来不少收入的猪肉摊生意,跟着周国平的团队上南宁参与音像摄录。在南宁一待就是20多天。别人或好奇或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为子孙后代留下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壮语),有意义!”
“他们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近日,2017年开始参加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阳柳艳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她调查濒危语言之一的徕语时得到当地群众热情支持的故事。
西林县的文雅村,是一个仡佬族聚居村,村里大多数人是从隆林迁过来的。周围大多是讲苗语的苗族村寨。村里人讲一种叫徕语的仡佬族的语言,属于濒危语言。该村基本上是40岁以上的人才会讲徕语。虽然这个村只有100多人会讲徕语,但会讲的人自我语言意识都比较强。
2017年,阳柳艳带领团队前往该村调查徕语,“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后,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希望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我们这个工程对保存他们的文化意义重大。他们希望我们多去记录、保存他们的文化。他们也希望把自己的语言保存下来给他们的儿子、孙子,希望他们也能去学。”虽然已时隔多年,但阳柳艳对当地老百姓的热情支持依然印象深刻。
“我来当发音人”
2020年,周国平带领团队到天等县的荣华村开展壮语调查。到了村里后求助当地村干部帮找发音人。几个村干部为了帮他们物色到合适的发音人,带着他们在村里转悠,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正在村里的一个理发店门口犯难叹气的时候,没想到,正在给顾客理发的理发店老板麻鸿道大哥了解情况后,一拍大腿:“我陪你们去南宁!我来当发音人!”麻大哥快人快语,当天就关门暂停营业,跟着周国平的团队上了南宁,一待就是20多天。
只为真“声”——九九八一取真经
音像摄录是语保工程语言点调查环节的“关键”。为摄录到原原本本、真真实实的语言实态,发音人不得不克服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困难,犹如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说实话,这些发音人都应该得到表彰。”近日,吕嵩崧教授对记者讲述了几个为留真“声”而坚韧不拔的感人故事。
“他从头到尾都任劳任怨”
在调查靖西壮语时,吕嵩崧找到了临近退休的小学副校长黄云辉。“黄云辉对于民族语言的保护,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以前听过我的课。所以他就比较热心地做这个事。而且他非常能吃苦。”吕嵩崧告诉记者,刚开始调查靖西壮语的时候,时值暑假,酷热难耐。有一个环节需要在录音棚里摄录。在录音棚里摄录的时候,不能开空调。虽然休息的时候才可以开一下,但空调是放在外间,只有一部分冷空气传到里面。作为发音人的黄云辉不得不忍受酷暑。“但是他从头到尾都任劳任怨。我见到的最任劳任怨的就是这个了。”吕嵩崧说。
“十来天不喝一口酒、不吃一块肉”
“其实说实话,这些发音人都是很可敬的。尽管刚开始有些不太情愿,但是来参加实际工作了以后,其实都很努力。”吕嵩崧感慨地说。在调查壮语龙州点时,吕嵩崧请发音人何英恒到百色摄录。在去百色摄录之前,他的喉咙就已经疼痛了。他怕因为喝酒、吃肉上火会影响发音效果,到百色以后的十来天内,为了把语音发到最好,爱酒好肉的他坚持既不喝一口酒,也不吃一块肉,每餐只吃青菜。“尽管一开始他有点抵触,但是进入摄录阶段以后,他变得非常配合。”吕嵩崧说。
70多岁发音人坚持到底
吕嵩崧2017年调查的隆林彝语是濒危语言,其发音人相对难找。后来当地政府就给吕嵩崧的团队推荐了一个叫杨合明的主要发音人。但是杨合明年龄比较大,70来岁了,动过手术,身上还带着病。“所以这个老先生坚持到最后两三天——因为我们摄录,隔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下——休息时间越来越长。越到后面越艰难。说实话发音人如果撂挑子走人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的。最后这个老先生坚持录完。我很感激他。”吕嵩崧充满感激地告诉记者。但是摄录中的困难还不止这些。“彝语的摄录比别的语言点更难的地方是摄录时发音人要穿民族服装。但是他们的民族服装都比较厚,而且还要带头饰。在这种境况下,在这个老先生摄录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紧张。因为这种摄录过程中,万一老人家出个什么意外,我们也不好交代。”吕嵩崧说。中途,他的亲友曾向吕嵩崧表示希望换个人录。因为语言调查中,一个音系必须是同一个人,换人的话就会功亏一篑。“所以为了拢住他,我们也慢慢‘哄’他,然后晚上陪他散步等。最后他就坚持下来了。”吕嵩崧说。
“不依不饶”的老先生“要求多录”
2019年,吕嵩崧团队调查邕宁那楼壮语——南部壮语邕南土语那楼话。正式调查前,当地群众一听说要找发音人,立马就来了好几个想当发音人的壮族群众,个个都非常踊跃。后来吕嵩崧从中选了两个。其中作为口头文化发音人的黄日敬已经70多岁了。“我们本来不想选他,因为他年龄大了,担心他身体不好。但是,这位老先生‘不依不饶’的,坚持要当发音人。我们也只好把他带到百色来参与摄录。到了百色进行摄录后,因为他不是主要发音人——主要发音人是说词汇、音系、话语等。结果那个主要发音人摄录的时间比较长。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作为口头文化发音人的黄日敬就时不时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到他,急得不得了。其实我们觉得录够材料就可以了。但是黄日敬要求多录点。我们也满足他的要求,把他的内容多录了一些。”吕嵩崧说。
言语同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了解,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重心目前已转移到进一步优化、开发和利用已获得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背景下,如何充分优化、开发和利用我区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宝贵资源,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此,周国平有自己的思考和解读。
周国平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与它同体共生的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中华文化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在这个中华文化共同体当中,各民族除了具有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之外,又与其他民族积极交流文化、交融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离不开”,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
挖掘本已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中共有的中华文化基因,培育、呵护乃至发展壮大这些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国各民族语言当中,就蕴藏着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中华文化基因。比如,我们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系统中都有着大量的汉语借词,这种汉语借词不仅仅是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汉语词汇语音的简单借用,更是对汉文化各种精神文化概念的主动学习和吸收。这些精神文化概念被主动吸纳到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之中以后,实际上就成为各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他如惯用语、谚语乃至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化,其语言载体中都有很多中华文化共通共有的概念和说法,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周国平说。
据了解,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的前提下,把发掘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中所蕴含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如各种文化词汇等)作为下一阶段语保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积极的语言支持,成为“语保人”的重要共识之一。“比如,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概念,我们从语言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广西各少数民族群众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大都倾向于直接借用汉语词,那么,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新词术语规范中是尊重群众的语言使用事实还是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构词习惯另外生造出大多数群众都不习惯的新说法?我觉得可以根据民族语言调查的实际情况,按照‘从众’原则来确定取舍。举个例子,‘手机’‘电脑’‘飞机’等汉语词语,壮族群众已普遍熟知。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壮族群众大都直接借用这些词语,按音译的方式直接说成feihgih(飞机)、dennauj(电脑)、soujgih(手机),一说便懂,毫不费解。如果非要把‘手机’说成‘dienhvah fwngz dawz(手持的电话)’、把‘电脑’说成‘ukdienh(电的脑)’、把‘飞机’说成‘ruzmbin(会飞的船)\roegdiet(铁鸟)’,虽然符合壮语的构词习惯,但大多壮族群众不会接受和认可。”周国平说。
历练成长——稻花香里说丰年
“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现在的成竹在胸;从理论到实践;从仅仅做摄录,到摄录兼记音,再到独立记音,从旁观者到主角——经过多次实践和得到专业训练,我的专业能力进步了很多。”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参与语保工作、现于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卢奋长告诉记者,自己因参与语保工程而得到实实在在的成长和进步。但让卢奋长感触最深的,不仅是专业能力的提升,也是自己的社会交际能力的提升。
“还有一点感触很深的是平时下去搞田野调查的时候,老师一般安排男的发音人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启发发音人,调查到我们所要的东西。某个词汇怎么说,某个民间故事怎么讲,某段人生经历怎么提,直接让他讲的话他也想不起来。这些都需要启发。经过长时间地住在一起的话,发音人就对我们很信任,很愿意跟我们交朋友。然后我们告诉他(发音人)应该怎样怎样,他就很配合。从这个田野调查当中,我们又学到学问,又学到了与人相处之道。所以,要做这个语保,首先要得到乡亲们的支持,他们相信我们了,工作才会顺利。”卢奋长说。
周国平也在采访中分享了他参加语保工程后收获成长的感激之情。“像我自己,在语保工作中就得到了李锦芳老师、韦树关老师这些资深专家的教授和指导,让我个人的语言调查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非常感谢他们!”周国平说。
通过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项目的系统性推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业队伍得到了锻炼,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并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才加入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中来,极大地夯实了广西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