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变局席卷之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战略方向，也是当下国际政治博弈的现实需要，正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下子，把学者们在象牙塔里争论不休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推到了中国政治的前沿，顿时成为党和政府的战略任务和实际工作。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时间，也就成了学术热点问题，成了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突进是需要英雄人物的。

中华民族的认同经过了百余年的博弈，起起伏伏，伏伏起起，不一而足。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世界大变局席卷之时，中华民族面对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压力、更大的责任，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需要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槌定音”！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历史的大关键时刻，深刻地洞察了世界的大势，中国的走势，中华民族发展的运势，登上历史的高峰，“挥斥方遒”，举旗定向，突破瓶颈，在顶层吹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音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一项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系统工程。千头万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施？ 换句话说，就是实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着力点在哪里？

答曰：在历史。

学术史告诉我们，认同从历史开始。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面对浩瀚如海而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要回答终极“天问”——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中华民族要到哪里去？唯一的路径就是走进历史。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就谈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他说: “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 ……‘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明确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还主张：“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演里曾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借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搞清楚，不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情办得更好，也不能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情办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是从毛泽东那里借一下“东风”：

第一，“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92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提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这是青年毛泽东已经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世界大变局席卷，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更需要大智慧，更需要我们“读历史”吗？

第二，“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的这个话告诉我们，历史之所以能说服人，原因不外三个：其一，讲历史的要义在于总结经验；其二，历史里有能够为今天的人们受用的经验；其三，了解了历史的经验，就能了解现实经验的来龙去脉，故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经验的了解。由此推及，讲中华民族史的价值在于可以“说服人”，促进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克服碎片化的民族关系模式，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第三，“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196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其实1945年抗战胜利时，当谈到国民党会怎样对待共产党时，毛泽东就说过：“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 引申开来，这就告诉人们，知道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才会更清楚地知道铸牢中华民族会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证。这就是历史洞察性。

历史的这种力量和作用，从司马迁撰《史记》可以得到印证。在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转化榫接为“汉民族”之历史紧要关头，司马迁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史体的史学范式，使《史记》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正如东汉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所评: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好一个“实录”!

在此司马迁提出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完整图式。正因为有了司马迁这一鸟瞰式的“实录”，才“让华夏炎黄子孙有了历史的母本记忆”。 在《史记》中，这个谱系, 形成了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的历史发展阶段系列， 不论是从“人物”与朝代的衔接及年代的序列，还是从制度的产生及演变，司马迁对这一谱系的建构表述是完美的，堪称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一槌定音式榫接。所以，“司马迁是中华民族认识自身历史的伟大先行者和导师，其历史智慧和历史撰述将永远泽及后人”， 泽及整个中华民族。

总之，《史记》的问世，反映了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无缝对接，榫接相通的历史面貌与恢宏气象， 从此打通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血脉传承记录，使中华民族“定于一”。《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对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相连性的“一槌定音”，不仅在中国史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是中华民族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思想渊源在史学上的彰显。

《史记》之例，足以证明历史的力量和作用，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相连性的百折不挠，从廿五史中得以彰显。面对今天的世界大势和中国态势，从千年大计考虑，中华民族难道不正需要有一本今天的《史记》——“中华民族史”吗？

那么，当下中华民族史研究的现状如何呢？

无须讳言，从整体上来说，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已出版的有关中华民族史的著作，无论20世纪初还是21世纪初，大部分不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中国史”；要么就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中国民族史”。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一般来说是由“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三个历史阶段构成的，但三者之间究竟是如何过渡、转化和榫接，没有理清，从而构成不了一部完整的、逻辑的、连贯的中华民族史。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受近现代西方历史发展线性论的束缚所致。在论者心中始终固有两个坐标——一个是代表国家的“王朝”，一个是代表族群的“民族”。在这两个坐标的框定之下，很难整合出一部兼具历史整体性和复杂性的中华民族史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华民族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中华民族史的历史是结果。中华民族从华夏民族自如转化成汉民族前后各有二千余年，今天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结果吗？为此，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之际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为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指明了战略方向。

2021年8月27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说：“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把中华民族的认同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编撰一部《史记》式的、令人信服的《中华民族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年大计。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从历史认同开始吧!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