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均娇：您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似乎好久没有您的消息，请问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呢？

费城：我现在大化瑶族自治县工作。我待过很多的地方，也在很多单位工作过，算是比较漂泊吧。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那会是因为跟随父亲工作的变动而漂泊各地。后来，长大了，外出求学，然后在各地工作，一直延续这种身体上的漂泊。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心灵的“漂泊”，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感，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游荡。漂泊感在我的心头是一种比较孤独和阴郁的色彩，这也体现在我的很多作品当中。

林均娇：所以您从事诗歌写作多年，其实就是在寄托心灵的“漂泊”，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生活里保存您的温暖，至今为止这样的想法是否改变过？

费城：从前，我认为写作在我生命中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而现在觉得写作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因为，写作之前还需要大量的阅读，这就需要有大块的时间才能实现。现在我工作事务繁杂，心态也完全变了，很难有这样的状态和时间，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安静下来，保持一种相对宽松的思考状态和写作状态，这样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常常有停止写作的想法。漂泊，也许只是个人处境的一种暂时状态。但久而久之，也许就成为一种“习惯”。哪怕是现在有着固定的居所和固定的工作，但心灵依然是一种“悬浮”状态，这对于我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枷锁”。

林均娇：既然有停止的想法，又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来？

费城：写作于我，也许就是给自己的灵魂，找寻一个理想的“居所”吧。但现实与理想往往背道而驰，甚至相去甚远。但是，正因如此，我们还有追索“理想”的诉求，才能保持一份对未知事物、前途、未来的遐想。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生活”。人活着，总要思考一点什么，才能保持一份对未知事物的想法和期待，才能始终保持一份内心的“鲜活”，而让自己不至于在平庸的生活中逐渐失去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

林均娇：何不言在《为了确认痛感，我们写诗——读费城的诗》一文中提到，年纪稍大，就容易产生虚无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诗坛保持距离，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费城：确实如此。说实话，文学并不能给现实生活带来多少实惠，许多时候可能还会对你的现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会因为这样，就让一个热爱文学二十年的人轻易放弃写作。也许，一个写作者即使很多年没有再写一个作品，但内心里对文学还是有情怀的。我常常觉得，一个写作者与文字的相遇，并非“偶然”。那一定是“命中注定”的机缘，在一个人的情感里，先天就埋藏着文学的“种子”，始终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机“破土而出”，萌发出“新芽”。

林均娇：都说壮族歌圩以歌会友，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您觉得壮族的身份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费城：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我不确定。其实，我不会说壮话，从小也不是在故乡长大的。我从小生活在矿山，那里聚集着来自广西各地的人们，他们说着各种方言，对我的口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后来，我随同父母回到故乡生活，那是个名副其实的壮族村庄，壮话是当地的通行语言。因为不会说壮话，我在与亲人的交流中会产生隔阂感。可以说，壮族身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给我带来了很多烦恼和困扰，也间接对我的内心和情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语言隔阂的环境中成长，使我更加孤独。这也间接促成了我对文字的敏感，让我试图从文学中找寻一些自我安慰吧。

林均娇：您觉得这样的创作初衷与您的民族身份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

费城：我是壮族人，也在壮族地区长大，无论从生活环境还是生活习惯多少都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虽然是壮族人，却不会说壮话。这从情感上来说，还是有一些隔阂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后天性格和情感的养成，这直接反映到写作上，在处理与故乡有关的一些作品题材时，总是以一种既模糊又复杂、纠结的状态呈现。这是一种不具象，且模棱两可的表达，在文体的把握上就很难说得分明。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习惯于用诗歌这种体裁进行写作和表达的原因之一，这利于我在写作过程中可进行适度的隐藏和剪裁，留下更多空白。

林均娇：张柱林教授曾在《文化记忆与现实关怀》一文中表示，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作中有一个共同倾向，即他们生活在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世界中，这些问题与民族身份无关，而与现代性的来临、社会转型有关。对此您怎么看？

费城：我非常认同，他说得非常准确。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从小成长在农村，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比如城镇化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阵痛，裹挟着我们的情感，一方面让我们切身感受着乡村生活的远去，一方面童年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强行闯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内心时刻面临一种不安和焦虑。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长大，没有过渡，疾驰的时代列车便从眼前呼啸而过，让我们一时没能缓过神来，便已经长大成人。

林均娇：您在诗集《往事书》的自序中提到刚开始写作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样的体裁，只是隐约觉得分行的文字更容易贴近您的内心。您现在的主要创作理念是什么？

费城：创作理念可能还谈不上，我觉得我没什么创作理念，可能说表达方式或表达习惯更准确一些，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凭着感觉在写一些东西，一种内心感受到的事物，通过具象或不具象文字的表达，把自己内心、情感里的一些“症结”呈现出来。然而，这样的呈现，可能是隐蔽的，或者明朗的。我不期待所有人都能完全读懂，甚至有些作品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只是意识里游移着这么一种情感，但是这种情感有时是漫长而持久的，有时却又很短暂，就好像脑海中忽然闪现的一幅画面、一个场景，一瞬间让你有所顿悟。像一个火花的闪现，这并非瞬间的灵感闪现，而是情感中某一个隐秘的触角被不经意激活了。我的写作一直以来都是凭着感觉去写，如果哪天没了感觉，或者失去了这种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许我也就不再写作了。

林均娇：在您的《往事书》中，您的好友朱东生表示，希望您在诗歌路上执著前行的同时，也要慎重地处理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要多关注现实生活的点滴，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费城：一个人过于理性，就容易变得世故，会很没趣。有理想的人，通常可爱，我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性一些，更容易亲近自然，更能感知事物的美好，也就更热爱生活。同时，现实与理想也并不矛盾，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更容易理解和体谅生活。现实生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还有精神生活需要关照。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都有所不同，有些人更注重物质生活，有些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其实，文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冥思和自省，从而更了解我们自己和了解我们的情感，才能感知我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存在的某个缺口。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慰藉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清醒、更明白，更了解自己的原因。医生没法给人们心灵的隐患开具药方，但是文学可以做到。有些精神、情感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电影等方式找到答案。

林均娇：有研究者发现，您的诗歌作品常常沉浸在故乡的情结当中，乡愁是您的基本命题，即使在城市居住多年，仍然以记忆中的故乡来写作，您觉得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费城：我的很多作品确实都是写故乡和写乡村的，这是我写作的局限。甚至，作品中的故乡，也常常是虚构的，这是我个人理想化的故乡。其实，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现实中的故乡，留给我的记忆非常有限，也不尽美好，但是我却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林均娇：曾有文章指出，21世纪以来广西80后、90后青年诗人发展﹐以“群体”形式的“亮相”与发声次数相对有限﹐但以个体形式的创作发表与被刊物关注次数则相当可观。对于作家的群体形式与个体形式的发展方式，您是怎么看的？

费城：广西80后这一拨诗人当中，我算是写作相对比较早的，回头想想，差不多有20年了。很可惜当年很多优秀的写作者现在都已放弃写作，并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也许80后都已不再年轻，或许有人因为生活所累，放弃了写作。80后诗人队伍越发式微，这确实是个现实的问题，我期盼终有一日，他们能够重新归来。当然，广西90后、00后诗人中不乏优秀者，只是当下环境，令人很难把诗歌写作当成一种人生追求。关于“群体”的话题，我认为意义不大。个人觉得写作无需抱团取暖，可能独立思考、独立写作更能彰显个人风格。

林均娇：在您的诗歌作品《思想的石头》中写了各种面貌的石头，这些石头是不是承载着您对内心或者灵魂的表达？

费城：其实那是一首写人的诗，以石头比喻故乡的亲人，他们孤傲、坚韧、贫穷，像我的父辈一样，有着石头一般的面孔、石头一般的品格，同时也像石头一般承载着苦难的命运。我像一只咯血的鹰，站立在山头，见证他们背负深重的苦难，饱含着怜悯。

林均娇：对于新生代诗歌创作者来说，遇到一位创作上灵魂契合的良师尤为重要，对此，您对年轻一代诗歌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

费城：启蒙固然很重要，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最最重要的是，要读懂自己的情感，通过文学找到化解自己内心不安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