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成果，而且还产生了伟大的精神成果。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充分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一次升华，也体现了我们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决策机制、方法等方面能够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今天的工作实践中，我们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坚持人民至上，防止非公共化，提升决策的公正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遵义会议期间，党的领导干部对马列主义有不同理解，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和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对革命大都是忠诚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正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人民立场，确保了遵义会议上各方能够在存在原则分歧的情况下求同存异，最终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迅速解决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一次简朴的会议，会场没有排名次，也没有排座位，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被批评和被“罢官”的同志多数能够放下包袱，接受正确意见。

在当下，很多决策出现有悖于公共利益，偏向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现象，导致许多惠民政策在地方或基层走样、变形。如，有的领导干部一人独断，暗自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有的强势利益集团采取收买贿赂等各种非法手段影响决策，使得决策偏离本来的目的。这些都会使决策偏离公平公正的价值轨道，降低民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学习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决策过程中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决策者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决策，摆脱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局限，涵养自我革命的勇气。

坚持实事求是，防止脱离实际，提升决策的创新性

遵义会议正是因为贯彻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思想路线，才能由被动转为主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瞻远瞩、力排众议，科学分析敌情变化，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入木三分的分析，对博古、李德等的错误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共产党才能在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作出正确判断；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共产党才能求同存异、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在土城战役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撤出战斗的军事决策，才有了彪炳史册的四渡赤水和长征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同志讲过，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党和国家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什么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大。我们在决策实践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坚持独立地探索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中国经验，坚持反复磋商、有力论证、细致比较，促进政策设计致力于整体、全局和长远利益。决策中勇于检视自身，不文过饰非，主动克服缺点，解决问题。

坚持“以我为主”，防止经验主义，提升决策的自主性

共产国际对中共有过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犯过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共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客观来看，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中共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从主观来看，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遵义会议正为贯彻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压制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也不能罔顾国情、东施效颦。我们要坚定不移走好走稳自己的路。” 现代决策要求领导者要有敢于担风险，敢负责任的决策素质。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驾驭工作的能力，注意理清工作思路，抓住问题本质，全面客观分析工作的重点、难点、热点，迅速提出新颖有效的解决方案，且要有勇气和魄力，敢于决策和负责，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坚持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研判，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取得制定方针政策的可靠依据。要完善决策机制，更多将决策权限下放，充分对一线授权，“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提升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坚持民主团结，防止关门主义，提升决策的开放性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危害很大。对于有不同意见和主张的同志，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态度，动不动就批评责难，撤销职务，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这也导致了长征中红军作战的屡次失利，使得广大干部、战士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情绪。会议前，毛泽东既按组织原则充分尊重党内的同志，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促膝长谈，分析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倾听各方面意见，扩大了规模和人数。会上，同志们各抒己见，坦诚交流意见，虽然观点对立、争辩激烈，但又形成了宝贵的共识。会议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会议根据多数意见起草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凝聚了党心军心。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就此恢复。

遵义会议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决策理论，也表明民主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决策质量，弥补决策者的信息不足、知识不足和能力不足，有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决策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保障。我们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使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表达，确保决策过程畅通、规范、透明，营造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要完善决策程序，防止决策权的滥用，也使领导的决策有章可循，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系广西区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