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高中时，看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后，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文中写到的关于端午将近的场景。

我几乎可以看到屋檐下成串挂着的干红椒和干玉米，可以闻到那晒得发黄的粽叶散发的幽香。哪怕是隔着一张薄纸，我的指尖也能触碰到那种浓浓且温暖的情感。记忆中，我的家乡也是如此，我们侗族人过端午也甚是热闹。

每年临近端午，父母都要商量好请哪些亲朋好友，置办哪些菜式，包多少粽子。感觉那一段时间，一家人总在忙着筹备过节。

通常端午前一天的早上，父亲去看完田水后就顺道去比较远的那方鱼塘摸几尾大鱼回来，放到离家最近的水田里养着，这是端午那日宴请宾客的主菜之一。我就跟着母亲，去菜园边采摘粽叶。

吃完早饭后，又各有各的忙了。到下午，爷爷就会在谷仓底下的大灶上烧酒。大锅里加水烧开，锅上架着酒甑，酒甑里放着米饭，乳白色的液体从管子里一滴连着一滴地流出来。我会不时地跑过去看看，不是这翻翻，就是那摸摸。有时还会趁爷爷不注意，伸手到接酒的坛子里沾沾，然后拿出手指来舔舔。

接着我又会跑去看母亲烧草灰、洗粽叶。母亲把烧好的一大盆草灰倒进水里冲泡搅拌，再用麻布一遍又一遍地过滤。

吃过晚饭后，母亲就开始包粽子。地上的几个大簸箕里放着绿绿的粽叶和切好的腊肉，还有一大把泡过热水的禾秆草，还有泡过草木灰水的糯米混着五颜六色的豆粒。

包完粽子后，母亲将过滤出来的灰水倒入大锅中，开始煮粽子。从粽子入锅的那一刻起，我就寸步不离大锅边，为的是能够第一时间吃到出锅的第一个粽子。期间，我还会时不时地就问一下：“妈，粽粑煮好了没有？”要知道，煮粽子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在漫长的等待中一直守到发困，守着守着就睡着了。

端午那天，一家人起得特别早。爷爷喝完油茶，一大早就去山上给牛割草；父亲在家里，杀鸡宰鸭做饭菜；母亲去菜园里摘菜前，交代我要给父亲打下手。

父亲去坛子里舀了碗酸水放在地上，我左手拿着鸡脚，右手拿着鸡翅膀，让鸡倒立着。父亲则拿着鸡头，拔掉鸡脖子的毛。我紧闭眼睛不敢看父亲拿着刀朝它割下去。当听到有血液滴入酸水碗里的声音响起，我才敢慢慢地把眼睛睁开，配合父亲把鸡倒立得更直些。等血快要流干的时候，鸡就会狠狠地蹬腿。之后，父亲会拿着事先放在一旁的纸钱在刀口处擦一擦，沾上些红，我知道那是要祭祖用的。

每次完成了杀鸡宰鸭的任务后，我总是会快速地离开现场，因为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帮凶。但这样的愧疚感持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我遗忘在饭菜的香味之中。

一家人忙碌到下午三点左右，堂屋里的大钟又准时地敲了几下，父亲的饭菜终于全部做好了。母亲把桌子摆起来，各路亲朋好友也差不多赶到了。客人们都坐在堂屋里，爷爷和他们相互谈着这段时间的农忙情况，母亲进出堂屋上菜时也不忘招呼大家。如有带孩子来的，我就拖着小伙伴们去玩，直到正式开饭时，才会在父母们的呼喊声中跑回家。

上桌先来一碗鸭稀饭。鸭稀饭也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稀饭里嫩嫩的青菜；喜欢稀饭里藿香、薄荷的香气；喜欢鸭肉独有的甜味。一众人在桌上寒暄、闲谈都不关我的事，吃饱了就逐一跟客人说“慢吃”，然后滋溜下桌，再给小伙伴们使使眼色，尽快走人。

到外面饱玩了一顿，又跑回家看看。这时通常女宾已下桌，还剩男宾在和爷爷、父亲喝酒。母亲忙得团团转，边和女宾们聊天，边替爷爷和父亲他们加菜、热菜、添酒。

那时的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民风淳朴而真挚，在交通闭塞的大山里，能大老远花一两个小时走来吃顿饭，足以见得主宾感情的深厚，自然是要用好酒好肉招待周全了。

侗族的民风向来开放，热情好客。在我父亲母亲那一辈，也常常有些不请自来的宾客。如果哪个村子的后生看上哪家的姑娘了，不辞辛苦地赶来过个节，也是受欢迎的。有时不只来一两个，而是成群结队的来。

但凡客人进了门，只要主家在吃饭，总是会为新来的客人添置杯盏碗筷。无论桌上还剩多少菜，酒总是不会少的。有时，男主人还会催女主人去坛子里掏些酸鱼、酸肉来，再添加几个新菜，用以款待新客。

家里有姑娘的，主人常常会唱起山歌来劝酒。若是哪家姑娘能唱上几首劝酒歌，宾客答不上来，准得喝干了杯中的酒，哪怕是醉宿主人家也是要喝光的，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传统风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年轻人离乡谋生或求学，这样的风俗就渐渐淡了。

饭后，宾客们将散去回家时，母亲通常又会用洋芋叶打包一些饭菜给他们，让他们带回去给没能来的老人或小孩享用。

在这一年又一年温暖的相聚中，侗家人的亲情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