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余灰荒草漫寻干净土，

桃源绝境芳津再渡武陵人。

这是各贲寺的寺庙大门上的对联。对联写于民国卅六年（1947年），作者是龙谢兰——一个几十年前在庙宇边上行吟的仫佬族诗人。

1947年并不是一个太平的年份，兵燹未熄，离乱仍在。迷茫的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桃源绝境”，用以安置自己张皇的灵魂。这个乡间的小小庙宇便成了黎民百姓的最后一方“净土”。

对联是我在一次随意的踏访中发现的。在见到它的那一刻，便反复吟咏，沉醉痴迷，几可用“一见倾心”来形容。荒郊野岭上，这样一处乡间文人顾念苍生的文字，让人心底不由流淌出几许悲悯，几分禅意。

龙谢兰到底是谁？为何在正值盛年之时辞别妻子和祖茔，作一次没有回程的远行？在其失踪多年后，乡人为何依然对他念念不忘？

经过多方探听和故纸堆翻拣，得知龙谢兰生于光绪壬寅年（1902年），罗城横岸人，年少时曾在柳州、桂林求学。民国九年（1920年）肄业于当时的广西省立第四中学（校址在柳州）。后因种种原因辍学居家。民国十五年（1926年）再度负笈柳州，两年后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卒业。学成后，受校长唐永丰之邀，入罗城第三小学（今黄金小学）任教。其间，经同学兼同事陆禹均（广西环江人）推荐，读到环江诗人方滁山的诗。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罗城县立第一小学任教员，翌年秋升任校长，时年27岁。其间，与陈羽丰、朱心源等人交游论诗，并读到了苏曼殊和宜州诗人璩宣仁（字湘帆）的诗集。掌校间隙，常与友人相互切磋酬唱，诗艺大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怀揣建功立业梦想，辞别故土，先后在柳州、融安、镇边（今那坡）、敬德（今德保）等地政府任职或执教。因“不矜流俗”，再加上世道艰难，尽管其志“未可以窗窥盆量”，在政学两界奔走多年，始终未能施展抱负，郁郁不得志。1951年因种种原因，龙谢兰离家“外游”，不知所踪。

寻找龙谢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接的缘由是他离开人们的视野实在太久了，久得连他的后人也无法讲清他的样貌和行踪。

这天上午，天地间飘着迷蒙细雨，远山云雾缥缈。约上一个文友，驱车到那个叫横岸的村子，寻访龙谢兰旧事。进得村来，家家关门闭户，看不到一个行人。待我们在一块水泥地上泊好车后，一回头，看到不远处的门楼内站着一个老人，便上前打招呼。随即相互寒暄，互道早安，进屋，落座，三言两语说明来意。顿见老人两眼放光，一脸喜色，嘴里突然蹦出一句：“龙谢兰是我爸啊！”他的回答让我颇感意外又欣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接下来，在龙谢兰的儿子龙谢耀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们得知：龙谢兰幼年时聪颖异常，“学识优裕，志气不凡”（邑中先贤潘宝箓语），在学堂里为父母挣足了面子。正如其《三十年回忆》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三年小学磨头角，校榜初开幸有名。一日县来两报子，驰书报贺一家喜。”这是一个让父母放心邻里夸赞的标本式的少年读书郎。随后，龙谢兰一鼓作气，“一朝榜上把名题”，考入了当时的广西省立第四中学。尽管经历了辍学复学的漫长过程，最后于1928年学成归里。随后，龙谢兰利用课读邑中子弟和在政府机关任事的间隙，凭着一腔古道热肠，为穷苦乡邻写诉状，打官司，主持公道，匡扶正义，维持乡间公序良俗。

在无数次行走和寻访中得知，横岸龙氏原籍湖南，明朝时先是迁到柳城，后由柳城迁来罗城定居。龙氏在当地算是大族，书香门第，人才辈出。龙氏后人中，设帐授徒、从军抗日、维持地方者不乏其人。而龙谢兰是一个心思缜密、触觉灵敏的诗人，对身边人和事有着与旁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和体悟，于“文学特著”，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所创作的诗歌，或慷慨悲歌，或低吟浅唱，个人际遇与家国情怀相融交错，读罢，让人感慨动容。

龙谢兰胸怀大志，不流世俗。时人曾对龙谢兰的前程作了乐观的预测：“现当抗战建国，正豪杰效用时期，以龙君既遹于学，又富于政治经验，加之年力强盛，怀抱超群，果遇曹邱必能本其诗中所寄托以施诸建树，为国宣猷，前程当未可限量。”然而，在那个纷乱的时势中，龙谢兰终其一生，其担任的最大官职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科长，身负的“英雄”怀抱始终未能得以施展。为此，他失落、苦闷、迷茫。“十年空自负英雄，自负英雄感慨中。感慨中原何似梦，原何似梦十年空。”从其《英雄感慨》这样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一二。

尽管身处逆境，时运不济，龙谢兰却依然保持着一身傲骨、不媚世俗的圣洁心性，从未随波逐流。“飘零雪后苦犹甘，绝似遗民郑所南。千古相传留傲骨，生非薄命亦何惭。”在这首《次韵雅村咏菊》的诗里，那一丛白菊在诗人笔下经霜傲雪，绝世独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诗中提到的郑所南即郑思肖（1241年—1318年），福建连江人，是南宋诗人、画家，原名“之因”，南宋灭亡后，因“肖”是宋朝国姓“赵”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改名“思肖”。“思肖”就是“思赵”。因为南边有南宋的国都——临安府（今杭州），而北面则是元朝的国都——大都（今北京），所以，他给自己起了“所南”的号，告诫自己：日常坐卧，务必向南背北，以示不忘故国。他所画的兰花，根下无土，众皆不解。他说：“土地已经被人拿去了。”他死后，墓碑上写着这样一行字：“大宋不忠不孝臣郑思肖。”龙谢兰以南宋亡国旧事入诗，就是警醒自己：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时刻秉持文人的一身傲骨，奋起抗争，绝不做亡国奴。

身经离乱的龙谢兰，自知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在他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补天事业”——为国建功，为民请命，尽一个文人“为国宣猷”的使命。在龙谢兰所有存世的诗歌中，抒写共赴时艰、同忧国难的文字俯拾即是，也最为珍贵亮眼。在其《旅邕感怀》的诗中，诗人写道：“一腔孤愤凭谁诉，满纸牢骚带泪书。投笔人传班定远，吹箫谁识伍君胥。”诗人以班超、伍子胥自喻，期待有朝一日能以笔为枪，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创造一个安宁太平的清朗世界。

然而，诗人所处的年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空怀一腔热血，却处处遭人掣肘，报国无门。失意、无助和愤懑如影随形，不禁喟然长叹：“荆山美玉谁能识”“自古明珠不易售！”

这种孤愤与迷茫的情绪，在夜深人静仰望星空时表现得更为强烈。万方多难，民生多艰，而自己却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于是，诗人便如此自责：“读书毕竟成呆子，悔把聪明误一生。”

国势蜩螗，民生痛苦。诗人凭借手中的一支秃笔，创作了大量的抗日诗篇，以诗明志，为国鼓呼“欲将热血和肝胆，写作文章檄救兵”“吾将旧曲翻新调，不许吹弹国破音”。

戎马倥偬，豺狼未去。诗人深知自己作为一介书生，不能亲自奔赴战场杀敌，但他还是以强烈的文人自觉，以心血凝成的文字鼓舞前线战士斗志“劝君更下一番力，杀尽胡儿好洗尘”“诸君都是男儿汉，谁谓东亚无少年”。诗人还费尽苦心告诫国人，无论身在何处，能力几何，都要亿万同心，共赴国难“还我河山资众力，运筹帷幄仗群英”“莫言杯水与车薪……况有同胞亿万人”。

抗战胜利后，在一片欢呼声中，本以为老百姓从此可以休养生息，过上安宁祥和的日子。未曾想，不久之后，内战爆发，亿万百姓再次身陷水火。为此，诗人忧心如焚，日夜北望中原，渴望早日息兵罢战，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为此，诗人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陈情不尽泪纵横，欲对苍天哭一声。社鼠原来能作祟，城狐毕竟是妖精。奸雄误国人同愤，壮士含冤气未平。安得悟空如意棒，当头一击鬼神惊。”诗人痛感“社鼠”和“城狐”祸国殃民，为自己无法为国效力而羞愧。义愤之余，恨不得举起孙大圣的如意金箍棒，为国锄奸，为民除害。

在龙谢兰存世的240余首诗中，抒写共赴国难、忧国忧民的诗歌占了很大的比重。诗人时刻将自己的命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自怨自艾、无病呻吟。我想这也是在他失踪多年后，人们依然对其念念不忘的原因之一。

龙谢兰心怀家国、感慨时势，也深爱和眷恋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他那些书写边地见闻的诗，风情摇曳，旖旎多姿。比如《汪洞墟》：“每逢十日一成墟，热闹相传信不虚。更有奇珍山味好，冬菰冬笋并香猪。”苗族地区喧嚣热闹的墟场和丰美的物产，让人身临其境。又比如《潘宅夜饮》：“豆蔻放开二八春，不妆不抹自轻匀。天然姿色真康美，说到读书情倍亲。”苗族少女健美的体魄和天真的笑容叫人心生欢喜。

龙谢兰心思缜密，眼光独到，善于在稀松的日常中捕捉风物之美和人生之趣。《咏白菊》是他诗中的名篇，其中有“洁身敢许白如雪，傲骨何曾软似棉”之句。白菊那种清新淡雅傲立风霜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呼之欲出。时任罗城县长的朱星垣对龙谢兰极为赏识。民国二十年（1931年），龙谢兰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朱县长一日宴请宾客，特邀龙谢兰赴宴。在给龙敬酒时，专门提到这首诗：“龙校长尚记得《咏白菊》诗乎？”并赞许说：“佳作也，宜饮一杯。”可见其对龙之才华的嘉许之情。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还大胆以方言入诗，给诗歌注入了强烈的地域色彩，读来让人倍感亲切。在《贺陆宜民新婚一首》中，“闻君俩俩已团圞”中的“圞”字，在桂柳方言中是“圆”的意思，“团圞”就是“团圆”。而一句“今夜西风应不寒”，读罢，让人不禁莞尔。

在日常交游中，诗人还经常与当地文人相互酬唱。潘宝箓是清宣统拔贡生，品行高洁，风姿卓拔，且胸怀苍生，服务乡梓。其担任总纂的民国二十四版《罗城县志》，因为体例完备，质量上乘，被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作为典范通报全省。龙谢兰对其异常倾慕，视之为良师益友，故在与潘宝箓唱和诗中有“三代书香芳县志”之句。在潘氏失意时不忘抚慰：“沧海横流休叹息，龙门砥柱自安全。”为了奖掖后学，在龙谢兰《十年吟咏集》诗集出版时，潘宝箓还亲自写了序，向世人推介这位青年才俊。两人惺惺相惜、雅风高谊，由此可见一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家园，固然让人魂牵梦萦。而“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千古一叹，更让人铭心刻骨。尽管仫佬族聚居地罗城，在中国版图上偏处一隅，但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深埋着革命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便破土而出，迎风招展。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深晓民族大义的仫佬族人从未置身事外，他们积极投身其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李德山，积极投身反清阵营，并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为一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抗日烽火映照祖国星空时，周钢鸣创作了荡气回肠的《救亡进行曲》，表达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同心声。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曾敏之以《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的长篇人物专访，从宏大的叙事中攫取人性的光辉，描绘了一代伟人在民族危急时刻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突破了寻常意义上人物专访的内涵，让读者领略了作者观照时代风雨的锐利眼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而偏僻小山村的放牛娃韦一平，自幼聪明好学，主动接受革命思想，积极投身抗战洪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后，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抗日将领。抗日期间，无数仫佬族有志青年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共御外侮，保家卫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而作为一个有情怀的文人，龙谢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运笔如刀，积极为抗战鼓与呼，向世人展示了仫佬族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令人惋惜的是，一腔热血的龙谢兰，在纷乱的时势中四处奔走，却始终报国无门。在七十年前某个清晨，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不甘，龙谢兰辞别妻子和故乡，开启了没有回程的“外游”生涯，消失在无边的晨雾中，给身后的故乡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一声悠长的叹息，一片永远无法填补的生命空白……